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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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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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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引起中苏两党论战的重要分歧之一，便是苏联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论中近代的历史、还是中共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都使中国领导人对大国之间的妥协抱着高度的警惕。历史留给中国领导人的教训之一便是，大国间的妥协总是以牺牲弱国和小国的利益为代价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当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时，苏联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必定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和断送各国革命的前途为代价。所以要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
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大谈"戴维营精神"，便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0月2日中苏领导人会谈后，毛泽东便决定，拒绝在对美政策上与苏联协调行动。[17]1963年7月25日，中苏在莫斯科举行高层领导人会谈时，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苏联企图与美英国家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表明苏联更重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两党高层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中国领导人猛烈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它想与美英一起"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18]
1964年夏季，北越领导人为了阻止美国扩大战争，曾表示有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中国领导人当时基于同样的考虑，赞成北越采取包括偿试和谈在内的谨慎措施。[19]大约从1965年春起，中国开始对北越与美国谈判持反对态度。
造成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主要同美国的政策有关。[20]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看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外交场合，反复谈论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如何对美国妥协并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提出和谈建议是消灭越南革命力量的"阴谋"，那么苏联这时促使北越接受美国的和谈崐建议，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半途而废".[21]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批评言词激烈，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仍然认为苏联与美国是有根本区别的，即美国对外扩张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而苏联则起着一种"帮凶"的作用；美国是要独霸世界，苏联则是企图靠与美国勾结来共同统治世界；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错误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用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与美国妥协。这种基本看法使中国领导人即使是在边界问题上，总地说来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并没有断定那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概而言之，直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仍将全力以赴地反对美国的扩张政策作为外交的首要任务，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另一方面，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对苏联主要还是口诛笔伐。在行动上，包括处理边界纠纷，则是谨慎和有节制的。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22]
（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与中国的反应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有关论著揭示，早在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即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警戒，作好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
中央军委还就处理边界事件的各种办法，做了相当详细具体的规定。[23]这些地文章还指出，由于苏联在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挑衅日益严重，中国军队于1969年1月25日制订了在珍宝岛作战的方案，2月19日获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的批准。这些文章给印象是，该作战方案实际上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批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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