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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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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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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进一步分析中国军事计划产生的背景是有意义的。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对苏军日益频繁地挑起边界争端的反应。根据中国当时的报道，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这一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即使缩小一些夸大，也是相当可观的。[25]1966年以后，苏军加强了在乌苏里边界一带的行动，其采取的手段之恶劣，的确是令人发指的。叶利扎维金的回忆解释了苏军在边界地区采取行动的动机，即1966年间，苏联驻华使馆便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未来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1967年还进一步报告说，中国已经决定在一系列江心岛上将苏方挤走的方针，故应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26]
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于1969年1月下旬制订在珍宝岛反击的计划，并于2月获批准，同1至2月苏军在珍宝岛的行动有直接的关系。从1968年冬季起，珍宝岛成为中苏边界争端的焦点，事态日趋严重。如在1月23日的纠纷中，中国军人有28人被苏军用棍棒殴伤，部分武器被抢。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鸣枪的事件。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才决定进行反击。需要指出的是，在珍宝岛反击的计划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但最近有间接的资料证明，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事先并不知道3月2日会发生军事冲突。[27]
另一方面，不论是从中国军队作战的情况看，还是从中国军队反击的规模看，都很难断定，中国军队在珍宝岛的军事行动包括着战略意图，或是为了"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这次冲突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很有可能如徐焰所说，是"一次虽预有准备却不由自己掌握的遭遇战".[28]确切地说，中国军队在珍宝岛进行的是一次目标相当有限的边界战斗，是对苏军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
当然，不能否认这一行动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其国内的动力部分地来自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炽热的反苏气氛。
之所以要说明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有限的，是因为它与此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领导人试图在边界冲突中追求有限的目标，以致于他们对苏联的反应总地说来准备不足。这是导致他们高估战争危险，并进而调整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因。
珍宝岛事件发生直到中共九大期间，中国决策层并不认为军事冲突会扩大。
从目前可以得到的证据看，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冲突在苏联方面并不是有预谋的。3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还不能说中苏军事冲突会扩大，"苏崐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29]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明确表示，他认为珍宝岛事件是突发事件，苏联高层事先并不知情，政治局也没有讨论。他甚至不同意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过多地谈论中苏边界冲突。[30]此后不久，毛泽东实际上已准备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并指示周恩来"准备外交谈判"[31]九大期间，毛泽东曾于4月14日就孙玉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发表谈话，其主要内容不是要备战，而是强调突出政治和精神作用。[32]对于这期间苏军的调动，中国领导人基本上视其为"故意虚张声势".[33]
九大一结束，中国决策层对中苏军事冲突前景的估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在边界上"小打"，一种是苏军入侵中国的"大打"，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34]此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度对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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