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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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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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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修"，中苏有两千多公里的国线，苏联随时可以挑起战争。不仅如此，中国还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因此要在精神上、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
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推动下，备战随即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军委系统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军委办事组随后召开座谈会，制订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解放军开始大量增编新部队，各地方也加强民兵武装，国民经济实际上开始转入临战状态，许多企业转向生产军品，大批工厂迁往内地。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35]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解放军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至此中国战备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并未在战争的紧迫性和苏联威胁等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其突出的表现是由周恩来推动并精心安排的陈毅等四人小组，在同一时期得出了与毛泽东不一致的结论。由四人小组讨论国际形势最初是毛泽东本人的建议。该小组于5月开始讨论国际问题，则是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进行的。周恩来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四人小组的研究结果却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同有异。相同者是他们也认为，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相异者是他们断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36]根据熊向晖的回忆，四人小组的报告于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负责人。6月3日，瑞典驻华大使曾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一个国家对世界和平和中国的安全威胁更大，周的回答是有保留的，他认为"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37]
9月初，很可能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中共中央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不允许地方报刊再宣传"要准备打仗"和"一切为了打仗"等口号。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谈。周恩来在会谈前曾指出，苏联挑起边界冲突是为了转移苏联人民的视线为其国内困难找出路。[38]他在与柯西金会谈后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苏政这种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中国应争取缓和边界局势，促进边界谈判。[39]四人小组显然赞成周恩来的主张，也认为柯西金访问北京的主要原因是想同中国"缓和一下"，"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40]
9月14日，周恩来着手准备中苏谈判。两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致柯西金的信，该信提出了缓和中苏边界紧张局势和举行边界谈判的具体措施。[41]所有这些安排肯定是经毛泽东同意后进行的，问题在于他即使同意周恩来的安排，也未必相信形势在趋向缓和。意味深长的是，9月17日，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决定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国庆20周年口号。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条，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42]此后中国的战备宣传再次升温。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准备打仗是新的战略部署，要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43]国庆节期间，中国领导人相继发表措词强硬的讲话，历来反映中共中央重要决策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也突出强调了要战备。随着宣传的白热化，中国的战备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其标志是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崐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44]作为战备措施的一部分，中共高级领导人也从北京向各地疏散。同时各大中城市也有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居民疏散到农村。
上述情况表明，从9月20日前后开始，中国决策层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是要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掩护，发动突然袭击。这种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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