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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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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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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三十万到五十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9]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0]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赫鲁晓夫继续实施同西方缓和关系的外交方针，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了“脱身”政策。苏联除在舆论方面给越南以宣传性的支持外，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则较少。直到“北部湾事件”之后，苏联才开始调整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由于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使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的是中国的援助。
从越南方面来说，为避免中苏矛盾过分激化而影响双方的对越援助和支持，越南注意在中苏分歧中保持中立，并尽力充当调解双方矛盾的润滑剂。但是面对中国的援越优势，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尽管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在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11]11月，越南国防部更毫不留情面地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完成就应该离开越南，而且越南也不要求苏联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情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12]
总之，在中国援手，苏联“脱身”，越南平衡对苏对华关系时以中国为主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此期中越之间在对苏共领导集团及其路线等问题的认识上虽然一直存在着分歧，但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抗美方针和中越关系的影响不大。
二
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之后，越南抗美战争进入了美国直接参战的时期。此时的中苏关系未能因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出现转机，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人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中苏关系进入持续紧张阶段。从1965年初美国发起大规模侵越战争至6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援越抗美的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影响。考察其原因，可见三条线索交织其间：
其一，面对越战升级后中国周边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基于对越南战争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独特分析，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针对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就提出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而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在对国际关系的格局进行分析时，毛泽东始终认为美国并未将中国看作是他的主要的敌人，因此真正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美国。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并由此分析说，缓和与美、英、法的关系是可能的，在某种情况下也不排除与这几个资本主义大国联手对付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当前国际斗争形势的特点“不是热战决裂打仗”，而是“‘冷战’共处”，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手段”罢了。[13]
当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时，入主白宫不久的肯尼迪却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微小的缓和措施，如表示愿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与陈毅接触等等。对此中国虽然没有回应，但是并非没有感受。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却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1963年12月，毛泽东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4]1964年1月17日，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德乐等美国客人时，毛泽东特意提出了两个问题：“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探讨中，他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并认为“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15]
即便是在“北部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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