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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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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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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随中苏关系的紧张，为加强中国东北部的边防，总参谋长罗瑞卿勘察了吉林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10月，他又奉毛泽东之命率中央军委军事工作团到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区视察。[26]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27]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是月，罗瑞卿又赴延吉、长春、牡丹江、绥芬河、沙尔图等地勘察地形。[28]即使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1964年9—11月，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还特意对华北北部地区进行战役勘察，并召集会议作了具体部署。[29]其间，针对当时苏联有人散布中国以长城为界的言论，9月22日至28日，罗瑞卿偕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人特意到张家口、承德等地区进行调查，为应付苏联的威胁做准备工作。[30]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实现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种种迹象表明，从60年代中期始，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主要威胁来自何方问题的考虑中，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逐渐小于苏联，反美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已经下降，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重点防御的对象。甚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考虑中，也融入了对苏备战的意识。1966年10月初，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讲道：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31]
随中苏边界流血事件的发生和扩大，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来自北方的苏联威胁。周恩来1968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32]是月，国防工办等部门在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为了适应将来华北、中原地区大规模作战，以及必要时支援东北地区作战的需要，要配合大三线，加强山西、豫西、鄂西以及陕西地区轻兵器工厂的建设，以利战时补给。[33]中苏关系似乎已走近战争的边缘。
基于上述对美、苏威胁的认识，60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探索缓和对美关系、联美抗苏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了较明确的改变对华关系的意向。因为，美国已认识到，苏联远比现在的中国更有能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国对抗。就军事-经济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苏联却可以。所以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34]尽管这时中美双方还都是在投石问路，尚未最终构成联合抗苏的新战略，而且两国领导人的谈论与意向也常相矛盾，但是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已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基础。
其三，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转而对越南抗美战争实施“插手”政策，加强援越，特别是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而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
1964年11月27日，莫斯科发出了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第一个声明。翌年2月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越南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苏方宣称说，苏联不会对保障越南的安全漠然视之。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35]1965年4月，黎笋访问莫斯科，对苏联履行该协定条款的情况表示满意。此后至1973年，苏联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援和20多亿美元的军援。[36]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苏联在1965年一年内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1967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此比例贯穿至越战结束。[37]有学者认为，60年代中期以后，苏对越援助不断增强，至1968年时已超过了中国的援助。[38]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
应该说，中苏共同援越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上述三条线索构成的历史背景下，中苏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此期的援越抗美方针，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越关系变化的一个基点。 三
在1965年至60年代末中苏同时援越期间，由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在考虑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战略策略问题时，苏联因素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中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了过分严峻的估计，所以不可能再与苏联共同联手援越抗美。而越南此时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得到中国，特别是苏联尽可能多的援助，越南与苏联的关系趋向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国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自己重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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