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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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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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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刹时，不仅使周王朝的权贵之士、智者们目瞪口呆，就是各大诸侯国闻之也为之愕然。愕然之余也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加之幽王的极度昏庸，于是春秋之哗然就在公元前770年开始了。春秋初期，诸侯大国各怀己意，居心叵测，各自为政，兴风作浪：“绝周礼，禁仁义，摒弃智者”,渐趋周天下“礼崩乐坏”。春秋时,此风不衰，长达两百多年的倾轧……这一段时间，让历史学家感到头疼，史料少得可怜。其重要的原因，是智者不敢为也。
待孔子起而入仕为宰时，已是公元前500年，春秋末之时。此时的孔子才有机遇，有能力有欲望在周室接触到传讹已久的《三绝》。孔子读《三绝》，惊而喻之为“悖篇”，（当时，韦通违，通背，悖；编通篇。）而直呼之《韦编三绝》。太史公哪能顾及这个史实，把孔子反复而读的（喜读）《易》、《韦编三绝》连在一起，后人就视之为读《易》牛筋三断了。
《悖篇三绝》对孔子的震动很大：晚年他之所以顶天立地地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原由正是根据“绝礼弃智、绝仁弃义”而来的；“学而时习之”也是用“礼法政教”或“博文约礼”而规定“学”字的含义来针对《三绝》的“绝学无忧”而提出的，即是对“礼法政教”时时习之。简言之，就是“礼”要时时习之，毫无今人“学习”之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针对《三绝》文中的“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而提出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认知态度，可惜，今人还认为这两种认知态度是“合一的”，还大而宣之。显然，孔子之论，还有很多源于《三绝》，意义却大相径庭，此处恕不烦呈。
看到《三绝》的不只孔子一人，春秋时，还有较多的人都读过《三绝》。例如除管子外还有和孔子同时的孙武子，也因某种机遇在孔子前就读到了《三绝》。孙武子颇有自知之明，对于老子的教诲，虚心而习研之，对老子的有关用兵之说颇为留意，特别钟情于“以奇用兵”，也深入地认识到老子的认知方法。坚持“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的认知态度，“致虚”、“守静”、“玄之又玄”，在“奇”字上大下功夫，把个“奇”字盘活了，终成《孙子兵法》流传于世。
二、从《三绝》到《老子》的社会传本。
儒学在战国初期日涨，但《三绝》的影响也困惑着不少的人。
其间，墨子也接触到孔子认定的《悖篇》，但又深受儒家“复礼”的影响，好像动不了，只能臣服儒礼之说；老子的《三绝》也似有理，啃不动，只好捡起“贤、义”而反议之，要“尚贤”。对孔子的仁也要发挥发挥，以“兼爱”而倡之以义也,也自成一家。
《三绝》啊，《三绝》，多少人想得到她，诸侯大国也要她。于是一桩重大的窃书案发生了。离孔子百多年后，离《三绝》成书400多年后，东周史官太史儋，为着个人的利益，窃周室藏书《三绝》西行去秦，至关遇令尹至交，示之《三绝》。关令尹对这久已耳闻的《三绝》，仰慕已久，也是众多文人所未目睹过的钟爱之宝简，当然不会放过。不仅自己抄录，且广为传而示之。这才是以太史儋所持之本（已错简）为足本的社会传本之始祖本《老子》（《三绝》是人们的传言。这时的文人，才知《三绝》远不只“三绝”，当可正其名，按战国习称，改称《三绝》为《老子》）。
太史儋当继续西行，所揣的《三绝》自入秦又被收入秦室自不待说。不过《史记》记太史儋之言，说明他是一儒，与他所窃《三绝》的著作者毫无干系。倒是得谢谢他，没有他，天下之人读《老子》者甚少，这是奇功一件。关尹得《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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