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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妖术恐慌及政府的对策：以两次剪辫谣言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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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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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孩子。其中有些通告還在最後提供一些萬能的保護辮子不受絲毫損害的專利處方。此類處方大多數都簡單易行17。
這些由中國社會精英發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安民告示，除了使百姓堅信有惡魔剪辮妖術存在，更覺惶恐之外，其他別無效用。地方官的本意決不會是為了增加騷動，中國官員在拜神迷信的問題上，並不比自己所統治的百姓更開明，不過發布這類充滿迷信的處方，目的是為了避免百姓將剪辮與改朝換代相聯繫。因為這種聯繫在百姓心裏所造成的騷動與危害，無論在程度上或是力度上都遠比信奉由妖術所帶來的恐慌要危險得多。把百姓的視線與聯想轉移到魔鬼施放的妖術上，可以消減百姓因疑生亂的機會。中國統治者始終奉行「愚民」政策，孔子明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8，完全是出於統治需要。迷信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如果有益於統治群體，那它就有積極的存在價值，統治群體一般不會主動地去破解迷信，相反會利用其權力地位予以擴散。 三 謠言是社會環境與社會心理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三十三年和光緒二年兩次剪辮妖術恐慌均起源於浙江，浙江似乎是各種巫術、妖術頻生之地。乾隆三十三年剪辮謠言的發源地──蕭山縣，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颳起一陣恐怖颱風，並蔓延至江蘇等處。謠傳蕭山匪徒於路上拋置食物，並在果餅鋪內售賣食物時，暗中更換，小兒食之即斃，斃後潛取腦腎心臟，或用瓦瓶攝人生魂之事，當地百姓用紅布綴於幼孩襟領，做辟邪之用。兩江總督李星沅向道光皇帝奏報調查結論是「非奸民乘機恐嚇圖便穿窬，即遊民好事播揚」。道光皇帝於十月二十七日硃批：「今夏京中傳聞此說，朕早洞悉，卿等不知耳」，「審辦此等案件，斷不可意存成見，尤不可附和宣揚，以致惶惑人心，弄假成真……，慎之，靜以處之」19。
「妖言惑眾」或「佛法惑眾」是中國民間秘密宗教在儀式上的最大特色，表現為用法術取信於人。法術包括符咒、幻術、巫術、神降及扶乩、鐵布衫、算命、摸骨等20。清廷上至皇帝，下至督撫對民間宗教利用法術造作謠言，常常作低調處理，以免大肆聲張，擾亂民心。朝廷對地方官濫捕可疑之人的做法並不滿意，認為此舉會激發民變，反而給秘密宗教以更大的生存空間，從而可以藉機起事。道光皇帝反覆強調對待妖術謠言要「靜以處之」及「鎮之以靜」，應該說是對付妖術恐慌的最佳舉措。因為妖由人興，對於難以理喻的妖術，惟在主乎其常，採取以逸待勞，令其自身逐漸消止。雖然自乾隆起對帶有「妖術」或「邪術」之類案件的懲處日趨嚴厲，在乾隆一朝以「謀反」、「大逆」定案的即有數十起，但是嚴刑峻法並沒有達到「辟以止辟」的目的，以「左道邪術」為特徵的秘密教門愈演愈烈，導致嘉慶十八年（1813）的天理教起事直接殺入紫金城，嘉慶驚為「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大多數妖術謠言直指人們生命意識中最迫切關注的問題，如生命或財產安全等，這類謠言表達了那些害怕遭受傷害的人們的擔憂，因而謠言變得無限重要，越是荒誕不經的傳聞，人們越是敏感。在這種情境下，闢謠沒有任何意義，人們尤其關心那些主觀資訊，而忽略可以核查的事實。謠言的依據越是帶有感情色彩，用事實作為對付它的策略越是不靈。對謠言和闢謠的最新研究顯示，即使人們不相信謠言，也會受其影響。而且，人們可能受到闢謠的反面影響，即人們相信闢謠的真實性21。因為所有的闢謠都會帶來兩種後果，一是使那些未聽說過謠言的人知道了謠言；二是試圖影響那些已經知道謠言的人。
從近代中國多次發生妖術謠言大恐慌中可以看出，清廷深諳妖術謠言對人們具有很強的蠱惑力，乾隆說「此等造作訛言，最易煽惑民聽」22。清廷下令捉拿剪辮匪徒處在兩難境地，在滿清統治時代，頭髮並不屬於個人所有，個人無權處置自己的頭髮。對清廷而言，剪辮意味著反叛，蓄辮則表示歸順。儘管清帝知道「妖由人興」意味著甚麼，但是一味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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