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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马祖和洪州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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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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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用是作用，在“无明”的浸染下使人产生种种情欲、善恶活动，如果通过修行将覆盖浸染神明之体的“无明”断除，就能成佛。（注13）《景德传灯录》＜马祖语录＞也讲“心真如义”、“心生灭义”来看，似乎马祖也将“心”（相当于梁武帝等讲的“神明”）分为“体”、“用”，但现存语录没能详述。宗密说洪州宗与剑南保唐宗主张“一切是妄”相对，是主张“一切是真”。从整体上看，是抓住了马祖禅法的要点的。
中国哲学思想在唐代得到进一步深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心性的哲学论证。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学说对儒家为名教确立心性理论基础的“性命”之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方便途径。马祖的洪州宗和希迁的石头宗的迅速传播，扩大了禅宗心性思想的影响范围，从现存一些士大夫为禅僧写的碑铭和有关文字来看，不少儒者对禅宗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比马祖、希迁稍后的著名儒者韩愈（768－824）写有《原道》，以《礼记》的《大学》为依据提出儒家的道统论。又写出《原性》，说“性”是“与生俱生”，“情”是“接于物而生”，认为有上、中、下三种性，承认当时言性者都“杂佛老而言”。韩愈所讲的性、情，显然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前者相当于佛教的“佛性”（或“心真如门”、心之本），后者相当于“妄心”（或“心生灭门”，心之相、用）。真正把儒家心性学说提到哲学高度的是他的学生李翱（772－841），他写出《复性书》，把儒家《礼记》的《中庸》和《周易》中的“天道性命”之说与佛教的心性理论会通，为从孟子以来的“性善”伦理学说建构了心性论的哲学基础，为后来的宋明理学所继承。
（三）灵活的传法方式
禅宗，特别是南宗，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一套独特的传法方式。从道信、弘忍至慧能，面向僧众或僧俗大众公开说法，如《六祖坛经》、《坛语》、《历代法宝记》等所反映的那样，禅师登台（坛、高座）带领众人发心，忏悔，传授佛法等等，是一种最常见的传法方式。这种传法方式，后来被称为“开法”、“普说”。除此之外，禅师对弟子分别进行教导，根据每人的不同情况予以启发开导，如同《六祖坛经》后面所载慧能对志诚、法达、智常、神会等人分别教诲那样，此即禅宗史书上的所谓“机缘问答”。从整体上看，南宗从慧能到他的弟子神会、怀让、行思、慧忠等二代，主要是用正面的说法和引导来传授禅法，然而到马祖、石头等第三代之后，采取暗示、反诘语句、动作乃至棒喝的方式传授禅法和接引弟子的现象逐渐增多。
马祖除有上堂示众的普说之外，对众多弟子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诲引导方法：
暗示。庞蕴居士“参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顿领玄要。”（《景德传灯录》卷八＜庞居士传＞）暗示“佛”是不能用语言正面表述的。
隐喻。“百丈问：如何是佛法旨趣？师云：正是汝放身命处。”（同上卷六＜马祖传＞）借用安身立命之处比喻佛法深旨，启示怀海自己体会。
反诘语。“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云：即今是什么意？”（《景德传灯录》卷六＜马祖传＞）“西来意”即达摩祖师来华的用意（目的）。这是禅僧参问常用的话题。马祖用反诘语表示对此无法用语言确切回答，让他自己省悟。
动作。庞居士“问祖曰：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祖直下觑。士曰：一等没弦琴，惟师弹得妙。祖直上觑。士礼拜，祖归方丈。士随后曰：适来弄巧成拙。”（唐于頔《庞居士语录》卷一）大概马祖对庞居士自认为已悟本来面目没表认可，未“高着眼”；而对于说自己善弹无弦之琴表示默许，故将眼上视。水老和尚初参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的的意？”被马祖一脚“当胸踏倒”。当下“大悟，起来抚掌，呵呵大笑。云：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原去”。（《景德传灯录》卷八＜水老和尚传＞）此外，打手势，走动，礼拜，竖起或放下拂子，画图形，摆弄物件等，都可以用来传递信息，表示禅旨、悟境。
喝，即大声喊叫。百丈怀海“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蒙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黑。”（《景德传灯录》卷六＜怀海传＞）
打。“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景德传灯录》＜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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