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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难民的迁徙与安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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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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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及时安置并提供救济，还规定难民可以享受政府分配土地的权利以及和边区人民同等的民主权利等，并提供各种优待条件。如，分配土地，对愿意开垦公荒者，免税3年；3年中减轻各种负担，免除兵役；优先发放农贷；发动老户调剂熟地、窑洞、粮食、种子和耕具，帮助难民；难民定居便取得公民权；严禁老户欺压难民等。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镇原、曲子、环县、华池6县）还规定：1．凡愿意到移民区从事生产的移民与难民，均由移民站发放证明书以及路费和口粮；2．迁移途中各地提供住宿、茶水等方便条件，特殊困难者，按站替接转运；3．移入新地区以后，给以住宿、饭食等招待，并由当地政府立即会同群众筹备窑洞、用具和粮食，使其及时安居下来。难民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各地政府都要提供必要的帮助［10］。这种安置方法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互助互济，另方面在政府实行普遍救济的基础上，鼓励其自行谋生，或介绍参加农业生产和到工厂做工，或介绍到机关工作、学校读书。边区政府对愿意参加垦荒的难民，明确规定其完全享有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荒地的权利；对无力购买耕牛、农具和种子者，优先发放农贷或调剂农具和生产资料，免税二至五年。如，1939年至1941年，延安县为400名难民拨地2万亩，调粮1600多石、农具200多件、耕牛1000多头。1942年又调拨种子13000斤、耕牛270多头。这一政策广泛调动了难民垦荒的积极性。1941年至1944年，陕甘宁多荒地区增加新户28300余户，计85800余人［11］（pp.284-285）。1943年春，新正县安置难民946户，共2925人，发放农贷778520元，调拨口粮300石，截止5月统计，开荒即达6904．3亩。
抗战期间，边区人民都要承担运输公盐、公粮，修公路等义务劳动，对于垦荒难民则“第一年全免，第二年、第三年分别家庭情况酌减，如第二年、第三年仍然生活困难者，得全免”。对不愿垦荒或从事农业生产的难民，边区政府也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从事商业、小手工业和其他活动。“在未得到职业之前，如因经济困难，不能维持生活者，得请求县市政府酌量予以救济”。“难民有病确实无力医治者，得受公共医院免费医疗之优待［9］（pp.200-201）。由于边区政府重视，安置政策得当，进入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难民生活稳定，不思再迁，有的难民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赤水县河北难民王向富、屈小凤夫妇，初入边区时一无所有，后来全家开垦荒地24亩，收获粮食2700斤，除还清所借粮款及日常吃用外，剩余的粮食还足够全家7人吃用1年。子丹县河南难民李继伦一家五口，以几十包针为本钱，在边区做生意，赚到边币13．1万多元，日常生活颇令人羡慕。延安县王家沟难民李树荣起初全靠大家帮助，后来开荒种地，养牛4头、驴1头，置办新衣，每3天吃一次面、5天吃一次肉，米饭面馍成为日常口粮。难民陈长安1943年来到边区，被安置在富县三乡岔口村，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全家5人开荒28亩，不仅家有余粮，还被选为劳动英雄，光荣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
陕甘宁边区处于敌后，与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国统区地处大后方，资源丰富，还能得到大量外国援助。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日寇与国民党军队重重保围之中，物资匮乏，存在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所以，在安置难民过程中基本采取政府帮助与群众互助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调动老户的积极作用。有的难民到陕甘宁地区投亲靠友，有的与老户关系密切，提供借贷也不需要返还。如，宜耀4区难民郭永清，长期居无定所，途径六百窑村，在老户郭起富帮助下，打了窑洞，又靠政府拨给的十几亩地，最后定居下来。有的难民举目无亲，就由政府救助并发动老户帮助。还有些难民得到八路军的帮助，像固临地区八路军曾安置19户难民，不仅拨出粮食、土地，还帮助耕种，难民交口称赞：“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好的当兵的和当官的。”［12］
为切实搞好移民、难民安置工作，边区政府不断加强教育宣传，并要求各分区、县、村逐一订立计划、指导落实，特别强调清除工作马虎与守旧排外的思想。广大群众看到政府这样重视难民，纷纷行动起来，献计献策，积极为难民定居和就业提供服务。如，著名移民英雄冯云鹏，仅1943年就安置难民174户，其作法是：l. 先安置好住处；2．利用难民找难民；3．对难民情况进行深入的了解；4.任何困难都帮助解决；5. 随时注意难民的情绪，发现问题及时帮助。因此，难民对他十分信任，有事都找他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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