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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难民的迁徙与安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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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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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欲拒之门外，但是，由于难民人多势大，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行追击作战，很快就把战火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而京沪杭一带又出现了无数新的难民。
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江北如皋、靖江、南通三角地带，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住了江南难民。丹阳移避江北者，多数迁往兴化，也有的暂居盐城、扬中附近。苏州连续遭日机轰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难。然四乡盗匪蜂起，人们被迫相率逃往更远的地方避难，留在城内者只有5万人。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30万，留下来的不过1万人”［2］。
战前，杭州约有人口六十多万，战争爆发后，约有三分之二逃到乡下。日军占领杭州后，全城一片恐怖，未及逃出的居民四处躲藏，两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三千余人，已经拥挤得达到睡觉不能翻身的程度。宿舍、走廊、通道、阳台、楼梯、操场都挤满了难民。
南京原有居民100万，沦陷前已有大批难民迁离，多数移往安徽和两湖等地。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30万人，所余者只有20至30万人。
华南地区的难民迁徙，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有的到香港、澳门，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如，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仅有五十余万人”。迁离的难民少数疏散回乡，相当数量的难民流亡到内地一些城市。
相比较而言，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
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炮火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937年8月28日，日军出动两批共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炸死正在候车的难民七百余人。12月10日，日军第18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2000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3］（p.64）。再有，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都为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很少的衣物和钱，沿途还会遭遇盗匪的滋扰，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如实记述逃亡路上难民的凄惨景象：“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4］（pp.191-192）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由于食物紧缺造成普遍营养不良，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住宿，更是一种奢望。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沿途缺少栖身之所，他们只能暂避于破庙内或断垣下，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
妇女逃难的遭遇也很悲惨，据范长江《皖中战影》中记载：“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5］她们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强行掳去惨遭蹂躏的，也为数不少。
最后，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军的威胁。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就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因此，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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