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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时间:2009-7-24 13:57:19  来源:不详
因得罪窦太后而被赶下台;后来又与田蚡不和受到排挤,至死未再进用。武安侯田蚡也是外戚,因好儒术合武帝意,然“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思想偏于保守,政治上无所作为。乐安侯李蔡,“为人在下中”。原南窌侯公孙贺,“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列卿的子弟石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14]。这些人当丞相,用王国维的话便是“皆以中材备员”[15]。一句话,按旧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最后,按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16],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它们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武帝的决策。
  基于以上情况,汉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逐步摸索出以下办法来弥补旧制之不足。
  第一,即位的第一年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应对者达百余人。由于实行这一措施,几年中“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至前130年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这次对策者又有百余人[17]。《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证明武帝是因为“朝廷多事”,所以要广泛听取全国士人的谋略。《史记》卷一一二《主父偃列传》: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与徐乐、严安在一起。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爱才若渴之状跃然纸上。《史记》卷一二六《东方朔列传》:东方朔上书公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东方朔在大政方针上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明见解,然而武帝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奏牍耐心读完,可见他是如何注意听取四方士人意见。这样一来,就大大弥补了几个宰相所提供的谋略之不足。
  第二,为了把种种建议仔细研究,付诸实施,武帝进一步从对策及上书人中“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待以不次之位”[18]。象主父偃,甚至岁中四迁;有些则用为相当于后来中朝官的中大夫、侍中等官,“并在左右”,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19]。这些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干,多智谋,可以给武帝制定内外政策提供宝贵意见。另一面,为了共同研究和决策需要,或许原归丞相、御史两府保管的一部分资料也逐渐转归近臣尚书了[20]。同时这些“腹心之臣”因为常在左右,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召见,共商对策。加上他们官位低,礼节简便,甚至可以“俳优畜之”[21]。特别重要的是,在重大决策上还可以让他们与宰相大臣辩论。通过辩论,既可对双方建议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后决定取舍;同时如果这些近臣正确,以此方式否定宰相大臣意见也比较委婉。《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严助拜为中大夫,“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大臣数黜”。如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告急,武帝问太尉田蚡,田蚡力主不救;严助和他辩论,理由充足。于是武帝曰:“太尉不足与计”,坚决出兵援救。由此可见,将有才干而身份低的人置于左右,主要是武帝为弥补宰相制度之不足的又一措施。后来昭帝、宣帝的中朝官以及重用尚书的制度,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第三,有了好的决策,按制度仍得通过宰相执行,如果宰相才干差,统治效率仍然不高,所以武帝又从对策者和一般官吏中,经过考验,将最杰出的人才提拔为宰相。这一类宰相的代表便是公孙弘。他出身贫穷,因贤良对策第一得到武帝赏识,由博士起家,最后擢升丞相。按旧制,常以列侯为丞相,汉文帝已破格擢升,以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再封列侯,但申屠嘉毕竟仍是功臣;这次汉武帝进一步打破旧制,提拔“布衣”公孙弘为丞相,然后封侯,“其后以为故事”。这是针对列侯为相多无能的状况,采取的一项大胆改革。类似情况还可举出张汤。汤原为刀笔小吏,得武帝赏识,一直升到御史大夫,“数行丞相事”。此外,倪宽贫穷,“时行赁作,带经而锄”,因武帝奇其才,由小吏擢中大夫,升至御史大夫;韩安国出身并不高贵,“为人多大略”,迁御史大夫,“天子以为国器”,曾行丞相事,本已准备用为丞相,因坠车伤脚而罢[22]。可见,凡武帝赏识有才干的人,只要中间不出问题,都先后用为宰相,并不害怕会构成对君权之威胁。
  对于以上三项措施,过去有另一种解释,即主张简拔士人为近臣,使与大臣辩论,是武帝嫌相权太重,有意收其权于左右;而提升布衣公孙弘为丞相再封侯,则是武帝压制列侯的一种手段。认为在此之前,列侯已发展成政治上“对抗皇帝的一个势力”,常以列侯为丞相,“不是君主的专制政治,而是列侯的共和政治”[23]。
  这种解释并不符合武帝的指导思想。
  首先,如前所述,从汉初以来基本上没有产生这种指导思想的政治基础。即就武帝在位期间而言,据《汉书》卷十九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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