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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时间:2009-7-24 13:57:19  来源:不详
为巩固汉武帝以后封建统治的两个极重要的制度。
  中朝官制度情况略同。前面已讲,武帝简拔有才干之士人置于左右,是在新形势下摸索出来的经验。昭帝以后,左右近臣逐步形成中朝官,范围扩大[59]。其主要任务除侍卫皇帝外,便是参与政事谋议。是不是皇帝要用他们来压制宰相和外朝官呢?从宣帝以后情况看,似乎不像。现有材料表明[60],他们固然有时单独会议或行动,但大多数情况是和外朝官一起商议或行动,特别是重大政事。如元帝时陇西羌反,时逢四方饥馑,如何对付?成帝时无子,立谁为嗣?哀帝时匈奴单于称病不朝,是否将发生变故?均是。而且即使中朝官单独会议,往往最后仍要经外朝官讨论。如《汉书》卷八六《王嘉传》载,王嘉任丞相,有罪,事下将军中朝官集议,孔光等中朝官主交廷尉治罪[61],然而到哀帝下制最后决定时说的却是:“‘票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卫尉云等五十人以为‘如(孔)光等言可许。’议郎龚(胜)等以为‘……宜夺爵土,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为‘……(不当下狱)’”。可见,实际上中朝官集议后,以其意见为基础,又经过中外朝官合议。再如《汉书》卷八三《朱博传》:朱博任丞相,有罪,“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其后“宣等劾奏(朱博)”云云,然而到哀帝下制却说:“‘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右将军蟜望等四十四人以为‘如宣等言可许’。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以为‘……(同案犯傅晏应重惩)’”。证明同样经过了中外朝官合议。由此可见,宣帝以后中朝官制度之所以得到发展,从其主要方面言,恐怕并非出于压制外朝,削弱宰相权力的指导思想,而是因为中朝官是近臣,人数较少,比较灵活,当时全国事务比汉初烦杂得多,有些大事皇帝拿不定主意时交他们集议,提个初步处理意见供皇帝采择,如果必要再交中外朝合议。
  当然,说领尚书事制度和中朝官制度之建立与发展主要并非出于君权、相权斗争的需要,并不意味皇帝与宰相没有矛盾,但其矛盾性质大体上都和前述周亚夫、田蚡等一样,和所谓相权膨胀没有关系。为了避免烦琐,这里只就容易被人误解的哀帝时例子进行剖析。
  《汉书》卷十一《哀帝纪》赞曰:哀帝“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娄诛大臣(指丞相朱傅、王嘉),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看来似乎主相权力之争很激烈。可是仔细一分析,第一,所谓成帝时权柄外移,是指移于内辅之臣,即外戚王氏,而非移于宰相,为何哀帝要把怒气发洩在宰相身上?何况哀帝自己也宠幸内辅之臣董贤,甚至想把帝位禅让给他。可见,屡诛大臣恐怕和成帝之大权外移没有必然联系。说“欲强主威”,也只是班固的一种分析,并无足够根据。第二,即就朱博、王嘉得罪之事研究,也并非由于相权侵犯君权。朱博是因为想讨好哀帝祖母傅太后,接受指令,去陷害另一大臣傅喜,触犯了刑律;而王嘉则因谏诤太直,伤害了哀帝的自尊心。当时因为这类缘故而死的也不只王嘉一人,甚至近臣尚书仆射也不能幸免[62]。这些都带有个人特点,而和宰相权重与否没有关系。关于这一问题有一强证,就是成帝时将丞相独揽大权的三公制改为三公鼎立的宰相制度,然而到哀帝初竟又改了回去,恢复了丞相独尊之局面(均见下)。如果哀帝有意识打击、削弱相权,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综上所述,武帝之后至成哀之间宰相制度的某些变化,领尚书事和中朝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和武帝前期一样,主要不是出于皇帝削弱相权这一指导思想,而是为了提高统治效率,更有效地进行封建统治。
  但有段时期又当别论。这就是从昭帝立(前87年),至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为止的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霍光领尚书事,为辅政大臣,一切大权都在他手中,所谓“海内之命断于掌握”[63]。在这期间,宰相权力的确有意识被限制、削弱了,但这是一种极特殊的情况。
  武帝晚年,欲立少子弗陵(昭帝),因弗陵年幼,才八岁,便不得不设辅政大臣。当时丞相田千秋虽“敦厚有智”,然“无他材能术学”[64],武帝不中意;同时给宫内辅政,只有侍卫之官(即后来的中朝官)方便,宰相总理百政,事务烦杂,又在宫外,也不合适。武帝环顾左右近臣,选中了奉车都尉霍光,以他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而副之以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这样,依靠武帝五十多年统治的威望和付托,“政事壹决大将军光”的局面便基本定下来了[65]。但是霍光原来的官位并不高。奉车都尉只不过秩比二千石,资历也不够,所以当过太仆(中二千石)的上官桀不服,伙同御史大夫桑弘羊想搞掉霍光,事件虽迅速平定,却不能不迫使霍光考虑如何对待地位比上官桀、桑弘羊还要高得多的丞相田千秋(时金日磾已死)和其他大臣。这个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霍光作为昭帝的代理人,不是不希望宰相充分行使权力,提高统治效率,以巩固昭帝和自己的统治;但另方面,霍光原来地位毕竟比丞相、御史大夫、列卿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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