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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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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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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代表昭帝指挥百官特别是丞相，不能不有所顾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措施是：
第一，加强领尚书事的权力。汉武帝时领尚书事大概权力不大，所以史书不载谁担任过这一职务。武帝顾命也未让霍光等领尚书事。可能昭帝立后，霍光等人认为昭帝年幼，无法于百官朝见时处理国事，自己也不便当场代替昭帝向丞相、百官发号施令，最好办法是通过文书上下，加以指挥。于是自封领尚书事，以比较婉转的形式审批丞相、百官的文书，达到辅政的目的。这样，无形中大大加强了领尚书事权力。
第二，由于宰相、列卿地位甚高，霍光在审批他们的文书时便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重新恢复汉武帝前期重用地位低的左右近臣参与谋议的办法。如在上官桀等事件平定后，霍光先后引进张安世、杜延年、田延年为侍卫之臣，作为自己的助手与顾问。《汉书》卷六十《杜延年传》载，杜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首发大奸(指揭发上官桀)，有忠节，由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辄下延年平处复奏”。这样便又促进了中朝官制度的完备，而为宣帝以后各朝所沿用。
第三，在任用丞相、御史大夫时霍光都挑虽不乏才干，却胆小怕事，能服从己命者。继田千秋之后为丞相者有王訢、杨敞、蔡义，性格均略同；如杨敞，本来还是霍光部下，为大将军长史，经霍光一手提拔，“无劳”而不断升官。以至“议者或言(霍)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66]。
以上三项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包含有意识削弱、限制宰相权力的因素在内的。但这不能代表宣帝以后的倾向，而是昭帝一代霍光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宣帝以后即位皇帝均已成年，名正言顺，没有必要用窝窝囊囊的人当宰相；同时虽继承了领尚书事和中朝官制度，也与霍光的意图并不相同，从而赋予的权力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再看第二个变化。
西汉宰相制度真正在形式上也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在这之前，名为三公理政，实际上丞相权力独重；在这之后，采纳大臣何武建议，改革为三公鼎立制度，即丞相名称不变，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与武帝时早已由太尉改名的大司马一起，“增奉如丞相”[67]。从此三公地位平等，丞相不再独揽大权。这是一次依儒家学说实行的重大改革，后代的三公制严格说应始于此。
为什么进行这项改革？不少书也说是皇帝为了削弱、分散相权[68]。然而正象汉武帝时一样，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如前所述，成帝统治二十多年并不存在相权对君权的威胁。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有意识削弱、分散相权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当然，主相之间矛盾是有的，但均与相权大小没有关系。如匡衡因侵占国有土地，“专地盗土”，被免相。王商因与领尚书事王凤矛盾，受他陷害而死，成帝为此还同情王商，对王凤不满。翟方进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恰逢天变，成帝归咎于他，被迫自杀。至于薛宣，因经术浅为成帝所轻，后被借口统治无能，镇压农民起义不力免相，与上面几个人原来一直受信任和尊重有所不同，但在和成帝的矛盾主要不属权力之争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69]。
其次，何武建议本身也提供了不存在上述指导思想的有力证据。何武说，其所以应改革是因为“末俗文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70]。就是说，是为了提高统治效率。考之成帝后期，政治腐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到改革宰相制度的这一年，甚至连诏令也不得不承认“百姓怨望者众”[71]。面对这一局势，封建政治家、思想家把它归咎于宰相统治不力，想通过三公鼎立，分工负责，以挽救摇摇欲坠之统治，是可以理解的。
再次，在这次改革后仅仅过了三年，于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因议者多以为这次改革“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经大司空朱博奏请，又恢复了绥和以前旧制。如果原来确系出于皇帝削弱相权的意图而改革，照说从武帝以来为此斗争了一百多年，好容易达到在制度上加以固定的目的，岂能刚过三年便又改回去呢？而且这时丞相是孔光，朱博和他有矛盾，正在设法排挤他，如非出于统治效率之考虑，就不会奏请此事，让孔光扩大权力[72]。
哀帝恢复绥和以前旧制后，过了四年，至元寿二年(前1年)又重新实行三公鼎立制度，并进一步把丞相改称大司徒，这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从当时背景看，也不是出于君权、相权之争，而是为了尊宠董贤的缘故。据《汉书》卷九三《佞幸董贤传》，很早以来哀帝就宠幸他，后来又以他为大司马，甚至想禅位给他，以侍中王闳谏作罢。而在旧制下，丞相地位高于大司马，不符哀帝心意；董贤又年青，才二十多岁，西汉没有年青人当丞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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