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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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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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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例[73]。于是“正三公官分职”的办法便被提了出来[74]，不但恢复三公鼎立制度，而且把大司马班在首位。不过把丞相地位压到大司马下面，和秦汉以来旧制冲突厉害，便又依儒家三公学说将丞相之名改为大司徒，巧妙地掩饰新制的缺陷。哀帝的心意，丞相孔光十分清楚，极力迎合。在这次改制前，哀帝让董贤拜访孔光，尽管董贤父亲董恭当过孔光属吏，董贤作为大司马地位又在孔光之下，但孔光“知上欲尊宠贤”，竟放下丞相架子，“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均敌之礼”[75]。王夫之曾痛斥孔光之行是“执臣主之礼”[76]。然因哀帝高兴，孔光不但稳固了自己官位，而且两个侄子也因此得以拜官。由此可见，元寿二年的改制，表面上丞相权力分散，地位降低，然究哀帝之动机不但不是出于君权、相权之争，恰恰相反，而是孔光为进一步讨取哀帝欢心，一致尊宠董贤的结果。当然，这是一种衰世的不正常现象，也不能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志。
总之，汉成帝以后三公鼎立制度之建立，虽然和汉武帝之改革相比，历史背景、国力强弱相差很大，具体措施也不一样，但就其基本指导思想言，总的来说却是相同的。即都不是出于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需要，而是为了通过改革，加强统治，维护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1]参叶适：《习学纪言》卷二三；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册，第14、146页，南方印书馆；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第207、21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2]《汉书》卷六四上《徐乐传》。
[3]《资治通鉴》卷一七，武帝建元二年。
[4]汉武帝晚年，一度想恢复左右丞相之制，但未成事实。见《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
[5]参《文献通考》卷四八《职官考二》引石林叶氏之统计。叶梦得的结论是：“太尉官自高祖以来，有事则置，无事则省，不以为常也”。
[6]如武帝初年，窦婴为丞相，与太尉田蚡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见《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又如黄霸为丞相，荐史高为太尉，宣帝派人责问：“将相之官，朕之任焉，……君何越职而举之？”证明除将相外，御史大夫以下官丞相均可推荐，见《汉书》卷八九《黄霸传》；胡三省甚至认为，按制度丞相推荐太尉也不算越职，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凤三年。
[7]对“起家至二千石”句，据现有史料，似未见汉初有人从布衣起家即至二千石官的。景帝时邓公“起家为九卿”，是因为他早已是城阳中尉(二千石)，乃免职后再起用，见《史记》卷一百一《晁错列传》。韩安国甚至“起徒(犯人)中为二千石”，也是因为他原已为梁国中大夫，见《史记》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起家的这种用法至三国尚存在。如杜恕原为太守，以疾免，“起家为河东太守”，见《三国志》卷十六《杜恕传》。
[8]《汉书》卷五二《田蚡传》。
[9]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张武曾断言诸功臣有异志，当即遭宋昌驳斥。后来事实证明张武是过虑。所以文帝虽对右丞相周勃骄傲不满，却在勃免相后让陈平一人独相；其后又让另一功臣灌婴独相，率大军出征，都不嫌他们权重，这就证明文帝、周勃矛盾并非君权、相权之争。
[10]一月一朝，见《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朝会”条。一月二朝，叫“朝朔望”，见《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卷八一《张禹传》。
[11]《资治通鉴》卷一七，武帝建元元年。
[12]《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及师古注引《汉旧仪》。
[13]《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14]以上分别见《史记》、《汉书》本传。
[15]《观堂集林》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
[16]《汉书》卷三九《萧何传》、卷四二《张苍传》载，秦丞相、御史府收藏“律令图书”，可据以了解“天下厄塞”等情况，汉初承用此制。
[17]分见《资治通鉴》卷一七，武帝建元元年、建元三年；卷一八，武帝元光五年。
[18]《资治通鉴》卷一七，武帝建元三年。
[19]《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中大夫后改光禄大夫，是外朝官，见《汉书》卷七七《刘辅传》王先谦补注。但武帝此时从他们“并在左右”来推测，应相当于后来的中朝官。
[20]《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仅记尚书保管遗诏；而《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卷六八《霍光传》、卷七四《魏相传》则记尚书之权已发展为接受吏民上书，保管并审阅各种文书，估计应是从武帝时开始变化的。而按旧制，不但文书资料之保管归丞相、御史两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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