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人员均得加入农民协会，加入时，须得当地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在组织体制是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农民协会为基层组织。乡以上组织区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专区农民协会及省（行署区）农民协会。各级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其职权是根据政府法令和上级农民协会指示及当地农民要求，决定农民运动的方针和计划，审查农民协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农民协会委员会。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全乡农民直接选举之。没有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经乡农民协会委员会之批准，亦得参加选举。县和区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乡农民大会或乡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在农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农民协会会员会是农民协会行使权力的机关。农民协会经费的来源是会员的会费和人民政府的补助。农民协会会员每人每年缴纳会费一斤米。农民协会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拔给之，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农民协会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根据这些法案规定，全国大多数地区都组建是农民协会这一组织。到了1953年春土地改革复查结束后，逐步组建村政权机构，原先的农会骨干，大多转为乡（村）干部。
这时的农民协会实际上起到了基层政权的作用，是土地改革的执行机构，是共产党团结、教育全体农民进行农村革命与生产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在动员乡村力量组织“农民协会”时，并没有使之成为一股独立于国家行政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意图。因此，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1953年春土地改革复查结束后，逐步组建乡村政权机构，各级农民协会的工作逐渐由乡村政权组织所取代，原先的农会骨干，大多转为乡（村）干部，1954年春，经过普选，建立乡人民代表大会，乡农民协会组织为乡人民代表大会所替代，乡以下的农会组织也由村政权所取代。
到了6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乡村社会的冲突也激烈起来。通过成立农民的阶级组织来进行政治动员又成为了当政者的策略。因此。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要求，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各县开始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全国农村就按些规定开始进行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一般都在同年夏天召开了首届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正式成立贫下中农协会，配备了专职干部，与县委办公室合署办公。接着各区、公社和大队都建立了相应的协会组织，生产队建立了贫协小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贫协组织逐渐消失，到了1982年后，全国各地贫协组织基本上消失。
五、历史的启迪
第一，中国农民协会百年发展史，充分说明了在中国这样具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之产生和发展是十分困难的。无论是清皇朝、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建立农民协会对培育现代社会结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第二，由于共产党曾经将成立农会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工具，并运用农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所以，农会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仅仅是一个社会革命组织或准政权的权力组织或阶级专政的工具。事实上，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会实践中，农会是以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林经济为宗旨的公益性社团组织。其政治功能主要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它可以代表农民利益向政府施加压力而被称为压力团体，但绝不是旨在与政府对抗的革命组织，更不是一级政权机关。
第三，农民协会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组织，就一定要坚持“民间性”、“自治性”和“自愿性”。首先要坚持在制度上将农民协会与国家分离开来，要改变中国历史上将农民协会与国家政权或准政权组织等同起来的做法，要保持农民协会的民间性；其次，要坚持农民协会的自治性，要让它们能够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再次，要保证农民组织的自愿性，对于农民而言，他们组织和加入农民协会，不是一种法定的义务，而是一种法定的权利，一定要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厚安、白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