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另外的事情上，譬如对待起草《为袁绍檄豫州》的陈琳，曹操就是另一种态度，另一种处理。

    陈琳原是袁绍手下的文士，袁绍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遂发布檄文，讨伐曹操。陈琳是文章好手，援笔立成，起草了一篇讨伐袁绍的檄文。文章从曹操的祖父骂起，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骂了个狗血喷头。后来，曹操攻克冀州，占领邺城，俘虏了陈琳。陈琳本以为这一次必死无疑，不料想曹操却很大度，问陈琳：“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魏书·王粲传》）按曹操的意思，你陈琳要骂，尽管骂我曹操好了，但不应把祖宗三代都骂上，这样做不合乎“恶恶止其身”的道理。

    如果推己及人，曹操当初为父报仇，杀戮那么多的无辜，又该作何解释呢？曹操自己是否“恶恶止其身”呢？没有。曹操的文化行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种悖论，而且在事实上也是自相矛盾。

    曹操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人。他喜欢有才干的人，曾一次次地颁布求贤令，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人才都网罗到他的手下。他公开擢拔那些“有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甚至是“盗嫂受金”之徒，也都可以授予官职。的确，就当时的情形而论，曹操帐下可谓人才济济。但是，对于那些胜于自己的人，他却心怀嫉恨。杨修之死就与这点有很大关系。杨修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曹操的那点心思他揣摩得特别透。《世说新语·捷悟篇》所载杨修的几件事，足见杨修是何等聪明的一个人。曹操要修建丞相府，大门初具规模，曹操让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杨修见了，令人把大门拆掉重建，门口建得小一点，这才趁曹操的意。按杨修的理解，门中一个活字是“阔”，表明曹操是嫌门太大；有人送给曹操一杯奶酪，曹操尝了尝，就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合”字，然后给众人。人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杨修见了，拿起来就吃了一口，说：“曹公让我们每人吃一口，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原来，“合”字拆开为“人一口”。杨修太聪明了，并且还把这种聪明用到帮曹植争立太子上，用到政治、军事上，超出了应有的范围，这样一来曹操就不能忍受了，找个借口把他杀了。曹操杀孔融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一个公开表示，不论什么样的人，只要有才能都可以用的人，竟然对真正有才能的人下此杀手，其行为岂不是一种悖论吗？

    建安时期，类似这样的悖论很多很多。如果深究这些悖论的深层原因，固然可以找出许多条来。但不论怎样，一个时代，如果有那么多有影响的人物的文化行为产生悖论，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就很值得深思了。

    社会的无序，文化的失范，必然造成价值尺度的失衡，造成思想观念的模糊和文化行为的混乱，使人们在进行社会和道德评价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标准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没有一定的尺度和标准。如果说建安时期道德观念的变异和文化行为的悖论，已经从不同方面说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文化评价体系已经失衡的话，那么，价值尺度的失衡则表明这一时期的道德评价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已完全坍塌，人们的社会文化行为因此而失去了统一的评价尺度。

价值尺度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社会文化行为的评价上。即以当时一些文士择主而事而言，人们的评价就大相径庭。譬如陈琳，初为大将军何进主簿，后避难冀州，为袁绍典文章。曹操平定冀州，陈琳又归顺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按照儒家的忠义观念，一臣不事二主，臣事主以忠，君待臣以义。但是，建安时期和战国时期很相似，文士都奉行“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原则，君臣相得则合，君臣不睦则离。君和臣是一种相互选择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否得以长期维系，不是取决于一方，而是取决于双方。所以，陈琳为何进主簿时，何进欲招外兵谋诛宦官，陈琳劝他不要这样做，何进不听，反被宦官杀害。陈琳于是避难冀州，改换门庭，成为袁绍的幕府。邺城既破，他见曹操不计前嫌，则归顺了曹操。陈琳三易其主，不仅三个主子对他没有什么成见，舆论也没有过多地指责。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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