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吕伯奢原是老朋友，因得罪董卓而改名换姓从洛阳逃回家乡。途经中牟，路过吕伯奢家。当时吕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代父设宴，招待曹操，并留宿在家中。到了夜里，曹操听见有响动，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拿他到县里请赏，就把他们杀了个干干净净。之后，他还振振有辞地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事见《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说》和孙盛《杂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宁可我辜负了天下所有的人，也不能让天下有一个人辜负了我。这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利己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也是曹操这位“乱世奸雄”真实心理的写照。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能够纳入到诸子百家哪一家的思想范畴呢？不能。因为，它是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异。

    孔融是孔子20世孙，是孔子衣钵的当然传人。可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孔融并不服膺儒家，而是常常以儒家的叛逆者形象出现。他对父母与儿子关系的一番高论，可以看出建安时期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说：“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母之与子，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在他看来，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最初的动因，是情欲的表现；而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好像把一件东西放在瓶子中，放在里面时，二者有一种容纳与被容纳的关系，一旦把东西倒出来，关系也就不存在了。他把父子关系华丽的外衣剥得一干二净，显露出来的只有赤裸裸的情欲；而儿子孕育在母体，也好比是暂时的寄存。这样一种看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曹操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尤其是在汉献帝都许之后，影响力不是寻常人物所能比的。孔融不仅是孔子的20世孙，而且还是大名士，在当时的文人中很有影响力。他虽然早在建安十三年（208）就被曹操杀害，但曹丕和其后的评论家还是把他归入建安七子之中，已足见他在文士中的影响是多么地强劲。有这样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持如此离经叛道的思想道德观念，则建安时期道德观念的变异，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儒家思想道德防线的全面崩溃，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行为获得了充分的表现机会，以至于相互悖谬，自相矛盾。如果把同一个人的不同文化行为放在一起来看，人们就会感到很难理解，为其自相矛盾而感到迷惑和茫然。

    仍以曹操而论，他曾经主张“恶恶止其身”，主张就事论事，反对株连。但他的一些行为却与他这种主张刚好相反。他的父亲曹嵩去官后还居于谯，后因避董卓之乱暂居琅邪。汉献帝兴平元年（194），据守兖州的曹操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其父及家人到兖州。徐州牧陶谦因初平四年（193）曹操进攻徐州，攻拔十余城，杀戮无数，致使“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而衔恨曹操（《魏书·陶谦传》）。如今有了机会，陶谦遂派遣轻骑兵追杀曹嵩及其家人，将曹嵩及其小儿子曹德等悉数杀死。曹操为报父仇，发兵攻打徐州，许多无辜惨遭杀戮。

    曹操之父被杀，是曹操和陶谦个人之间的恩怨，即使要报仇，对象也应仅限于陶谦及其爪牙，而不能迁怒或归罪于老百姓。纵使大动干戈，目标也应十分明确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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