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寡妇再嫁，建安时期最为宽容。尽管东汉班固《白虎通》已有“夫为妻纲”的说法，但事实上两汉时期夫纲并没有得到振举。西汉初年，陈平娶已经嫁了五次的张负之女为妻。东汉光武帝时，其姊湖阳公主刚刚死了丈夫，就看上了“威容德仪，群臣莫及”的宋弘。只是由于宋弘坚持“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原则，湖阳公主才作罢。到了建安时期，人们对寡妇改嫁格外宽容。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初嫁河东卫仲道，后来夫死归宁，汉末大乱中被胡人掳走，在南匈奴生活了十多年，与胡人生了两个孩子。曹操知道她失陷匈奴，派人用重金把她赎回，再嫁董汜。十分有意思的是，蔡文姬虽然三嫁，不仅当时的人对她并无轻视之意，而且范晔《后汉书》还把她归入《列女传》。看来，寡妇再嫁不仅已经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再嫁是堂而皇之的事。

    曹丕娶甄氏为妻一事，亦可见价值尺度的失衡。建安九年（204）曹操攻破邺城，年仅18岁的曹丕见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甄氏“颜色非凡”，有意娶之为妻。这时，袁熙还活着，任职于幽州，而且，这一年甄氏已23岁，比曹丕大5岁。更为令人不解的是，曹操知道曹丕有娶甄氏的意思，竟然把甄氏给他娶了过来。如果说曹丕为甄氏的花容月貌所沉醉，而不顾甄氏还是人家的妻子这一事实，那么，曹操为曹丕娶甄氏，可以说是摈弃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和价值标准，而一味地迁就曹丕了。也许正是因此，孔融给曹操写信，信中有“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这样的话，讽刺曹操把仇人的妻子赐给了曹丕。

价值尺度的失衡一方面固然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难以找到合适的坐标，造成了思想观念和文化行为的混乱，但另一方面，它也促使人们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对那些与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社会文化行为，从一个或多个新的角度给予审视和评价。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个性意识和个性精神因而得到张扬，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所有这些变化，都为魏晋时期的文化整合与重建，为文学的自觉和繁荣，作了必要的思想文化准备。

    通常以为，名士风流是魏晋文人的事儿。其实，早在东汉末年李膺等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的时候（《后汉书·党锢传序》），就已经表现出名士风范。继之而起的中原士人许劭、许靖兄弟，以“月旦评”的方式品评人物，不仅注意从理论上发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揭示人生的意义，而且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个性意识的觉醒。受其影响，建安时期的许多知名人物率性而为，大乖时俗，不仅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精神，而且显示出名士风范。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袁绍、曹操和孔融。

    袁绍消极地接受了汉末党人的教训，青年时期就不愿受官场那一套繁文缛节的约束，也不愿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框范，而是我行我素，任性而为，俨然一副名公子派头。汝南袁家四世三公，势倾天下，为东汉最为显赫的家族。生于这样的家族，袁绍理应对政治十分热衷，但是，青年时期的袁绍心思却不在做官上。他像高祖袁安一样喜欢结交，“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后汉书》本传说他“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禼柴毂，填接巷陌”。

    袁绍结交的多是尚武任侠之人，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都是他的好朋友。青少年时期，他和曹操也是好朋友。《世说新语·假谲篇》载其事云：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袁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闻人新婚，即设计夜劫新娘。这件事情至少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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