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名门的袁绍青年时期就不是儒家学说的信徒，儒家那一套伦理道德观念，对他来说形同虚设，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像袁绍这样超越名教礼法，标新立异，任性而为，在当时很是有一些人，并且渐成风气。孔融和曹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孔融是孔子第20世孙，东汉末年的大名士。按照常理，孔融应该极力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才是。可是，这位自小就以孝闻名的才子，长大成人之后，对儒家的纲常伦理并不是那么“感冒”，而是颇有惊世之举，骇俗之论。他对父子、母子关系的一番高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恐怕也会令许多人为之瞠目结舌。他还和小他20岁的祢衡相互吹捧。祢衡称赞孔融“仲尼不死”，孔融不仅默许，而且称祢衡是“颜回复生”，把他和祢衡的忘年交比作孔子和颜回的师生之谊。如是寻常人物，随随便便吹捧几句，大可不必当真，可他孔融就不一样了。他是孔子20世孙，他默许“仲尼不死”的赞美，按照正统的观点，不仅是对儒家的不尊，也是对先祖的亵渎。
曹操也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物。在不守礼法方面，他比孔融有过之而无不及。小的时候，他游荡无度，颇精权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曹操当时尚无名望，只有梁国桥玄、南阳何比较欣赏他。桥玄对他说：“你现在没有多大名声，可以去结交许子将。”曹操听从桥玄的建议，备上礼物，去见闻名天下的许劭。谁知许劭对他不予置评。为了得到许劭的一句好评，他不惜劫持许劭，逼迫许劭为他说几句好话。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孔融是孔子的20世孙，曹操曾居相王之尊，这样一些人物尚且如此蔑视儒家礼教，还有谁肯恪守儒家那一套伦理道德规范，为了所谓的“气节”而墨守成规呢？还谁会如此不合时宜地去尊奉儒家学说呢？
顾炎武论两汉风俗，则将汉末风俗之变的原因归咎于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禘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少年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其实，汉末世风民俗的变化，源于社会政治的剧烈动荡，源于儒家思想文化统治的坍塌，源于社会的无序和文化的失范，源于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相互碰撞和激荡。一个或几个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是顺应时代发展，对时代文化的变革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已。
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既是儒家思想文化统治崩塌之后的必然趋势，也是新的时代的必然要求。它既为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的产生和流行廓清了道路，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又为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的自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曹丕、曹植、杨修，到西晋的陆机，再到东晋的挚虞，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线索。他们对文学本质、价值、功能的认识，对不同文学体裁特点的概括与总结，都若隐若现地表现出建安时期文化裂变的痕迹，显示出建安时期思想文化观念相互碰撞与激荡的力量和影响。可以这么说，没有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就没有魏晋玄学的兴起，没有清议之风的炽盛，因而也就没有以谈玄、清议、饮酒、服食、发牢骚为主要特征的魏晋名士。
当然，建安时期只是文化的裂变期，而非文化的整合与重建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虽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主流意识（如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对建功立业的追求），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而是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共生共存，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同选择。魏晋玄学就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共同选择的结果，虽然这种结果只是给魏晋士人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身心的快乐，而没有给整个社会和时代带来更多的福祉，但时代文化还是作出了这样一种选择。这是传统文化的幸运，却不是魏晋时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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