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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帝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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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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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保存的文献史料看，关于五帝时代，最早的是西周时期的《尚书》、《诗经》、《周易》、《逸周书》等书中的一些记载。例如《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另一方面，当时统治者总结统治经验，以求得借鉴的史学意识还不强，所以王官之中关于古代事实的记载还不多，而更多的关于五帝时代的事实仍然以传说的形式保存在民间。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突然大量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出现了《春秋》这部我国最早的史学著作，而《左传》在解《春秋》的过程中已有了较多的对于五帝时代史实的追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历史意识已开始觉醒到自觉地以史为鉴的地步，这可以看作是“学在王官”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学在王官”开始被打破，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是从包括民间在内的各阶层涌现的思想家，他们观点不同，但记载了许多当时仍然流传在民间的关于五帝时代的珍贵史料，说明当时对于五帝时代的存在乃是共识。
从战国诸子到西汉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几百年间，关于五帝时代的传说以及文献记载又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损益，并加入了一些后人的理解和词语，直至司马迁《五帝本纪》而基本定型。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不受其时代的影响，司马迁《史记》的写成是汉代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国力强盛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哲学和社会发展思想的丰富。司马迁对《五帝本纪》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除总结当时已有的文献记载之外，还“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注：《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亲自作了实地调查。这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虽然难免受到汉代大一统思想和今文经学的影响，但撇开其中的一些汉儒理想化认识，仍然主要是记录了关于五帝时代真实的历史。总之，从《逸周书》至《史记·五帝本纪》，关于五帝时代的历史记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记录、整理和写定过程，这是完全正常的历史文化现象。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五帝时代珍贵的、基本可信的文献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历史原貌，其重要性不仅不亚于考古资料，而且是我们分析和研究考古资料的依据和出发点，是我们今天重写五帝时代历史的基本依据。所以我们认为古代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基本框架、社会历史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而对于其中一些社会历史的细节，则不必拘泥。 古史辨派学者之所以不同意五帝时代为信史，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阶段的记载人、神相混，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作为重视事实和考据的传统历史学家，不接受神话的虚浮以作史料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认为，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载的分野，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实现的，无论中外在古代都曾出现过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载未曾分野的现象。在古代，有贡献的祖先被后世子孙神化是完全正常的，但祖先毕竟是真实的人，不是神。（注：谢维扬：《关于黄帝传说的“神性”与“人性”问题》，《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1)。）“五帝”代表的不仅是五位远古的华夏领袖，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最初的、也是最深刻记忆中最伟大的英雄们，所有华夏后裔最初的衣食住行都源自他们的发明创造，至少在古人的记忆中如此。总之，神话也体现出历史最初阶段的影子，人类历史最初阶段乃是真实的。所以，以科学的态度辨析，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从神话到历史、从口头传说到文献记载的过程，是研究五帝时代所起码必须的。
目前，关于这一时代的存在，学术界逐渐取得共识，但称呼众多，如传说时代、英雄时代、酋邦时代、文明曙光时期等等。而我们认为称为“五帝时代”似更贴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华夏领袖不仅是后裔心目中的英雄，而且从黄帝到帝喾的过程决非仅仅几个英雄领袖的简单组合，而是构成了一个彼此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发展序列和历史阶段，正如后世的夏商周、两汉魏晋南北朝一样。再有，单称为英雄时代、酋邦时代、文明曙光时期既不能显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又不能体现中国的特点。所以，唯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即这是一个开始向文明过渡的、有连贯性的、有名有姓的英雄时代。并且，称为五帝时代，又有司马迁《五帝本纪》等古代文献作依据，并非毫无来由，所以最为确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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