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王朝之间的“五代”，尽管有着相当明显的继承性与诸多共同特点，却远非一个板块式的整体单元，而是解构与重组的时代，是饱含变更异动的时期。五代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脱胎发育而来，同时又为打破长期僵持之局面创造着条件；它是“礼崩乐坏”的时期，同时又是大规模整理旧制度、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走向新层次统一的时期。当然，它在解决旧有问题的同时，也在内部外部产生了新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些曾经困扰大唐帝国后期政治史、甚至对唐王朝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的问题，诸如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等，是在唐末五代急剧酷烈的动荡之中渐趋消释。与上述过程同时，半个多世纪之间，在统治阶层的构成、民族关系的整合、文武制衡的发展乃至人们的文化心理等方面，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就笔者的理解而言，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一、五代时期的民族混溶

    陈寅恪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1](P1)。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的族属与升降，关系到其创业垂统之根本政策，又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性质及其内忧外患等诸多问题。而李唐所提供的多民族交错互动的广阔舞台，一方面造就了盛世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曾带来阶段性的困扰。陈先生亦曾指出：“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P28) 文中特别说到的河朔地区，即五代（尤其是后唐以来）立业之基盘。而就后唐以来上层统治者的“种族”与“文化”问题而言，似不难看出多民族日益混溶的特点。
    以“汉化”或“胡化”笼统概括中唐以后民族混溶的过程，恐怕都会失之简单化。唐代“内附”少数民族的一些上层人物，通过联姻，使血统上不复纯粹，同时或被动或自觉地改易着自身的籍贯地望以至姓氏族属，甚至浪托汉人名门为其先祖，以示自己为华夏正宗传人（注：荣新江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中指出：“过去人们常常用汉化来笼统地解说安史乱后唐朝粟特胡人的转变，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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