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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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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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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严“华夷”之辨观念的强化，是伴随着与契丹、党项矛盾之日形突出，伴随着新儒学的复兴而来。时移世变，那时的“夷狄”所指，与北朝以来的“胡族”、“胡化”问题已经全然不是同一概念了。
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古文运动之初起，“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映”：“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22](P149—150) 葛兆光也指出，韩愈、李翱等人发掘历史资源、建构历史系谱并重新加以诠释的努力，反映着士人们对于当时民族、国家与社会状况的深深忧虑，表现出他们对于强大的国家权威和统一的思想秩序之诉求[23]。我们看到，这种经过阐发的“尊王攘夷”之思想观念，在宋代无疑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又应该说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异民族、对于“内/外”之辨的认识，深刻地映射出时代变迁的轨迹。唐史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胡汉之分”与宋史研究中讨论的“华夷之辨”，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两组概念。“胡汉之分”尽管涉及到外族问题，但在唐代，“胡”既包括塞外胡族势力，也包括内附诸族，并不纯属对外关系范畴，而更多地牵涉到唐朝内部的文化差异与认同关系。当时内附诸族在政治、军事上的活跃，外来胡人在贸易、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使得“胡/汉”话语广泛存在于唐代的内部生活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后，胡族压力不仅构成为“外患”，作为国家内部问题凸显出来的“胡/汉”区分，也成为令唐廷刻骨铭心的“内忧”。而宋代的“华夷之辨”，大倡于契丹、党项等外族压力之下，既体现着民族辨判、文化识别，又是宋廷对待外部（“外患”）问题的基本信念乃至政策依据。“华夷之辨”针对外部“夷狄”政权而发，将“夷狄”之民族、文化与其政权之范围边界视为一体。但与中唐以后相较，北宋的“华夷之辨”，一方面透露出强烈的紧张与危机感，另方面反而少了一些切身的腹心之痛。当然，南宋的情形大为不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人的“天下”观，实际上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文化体，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24](P3)。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本文讨论的这一时代，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形成了“多元国际系统”的观念。北宋时期“正统”理论的出现与张扬，正与这种情形有关（注：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五章《北宋朝野人士对于契丹的看法》，第97—130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4期，第187—206页；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12页；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见《宋史论集》第141—145页，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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