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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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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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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世本夷狄”[6](《康福传》)，尽管他的父亲康福据说曾经自称“唐人”，但康福本身的“蕃人”色彩还是相当浓重的；而延沼、延泽一辈，自五代入宋，长期活动于内地，“夷狄”背景及“夷狄”气息皆逐渐销蚀。康延泽期以耕读传家的姿态，正是这种过渡的证明；而他特邀名士预撰墓志的做法，则显示出他对于时论评价的敏感及关切[16]。
康延泽一家三代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五代宋初民族融合的自然过程。这一进程，显然是促成“胡/汉”语境逐渐消解的主要因素。而宋人观念乃至叙事书写方式的演变，也是促成“胡/汉”语境消解的因素之一。我们可以以宋初累守藩方的将领安守忠为例，看看这些人的少数族裔背景是如何在宋代的记载中——亦在时人的心目中——淡化以至于逐渐消逝了的。
安守忠的祖父安金全，父亲安审琦，伯父安审晖、安审信，都是后唐乃至后周时期的重要将领。《旧五代史》卷六一《安金全传》，称他为代北人，世为边将，少骁果，便骑射。同书卷一二三《安审琦传》，讲到守忠的父亲安审琦及其家世时，说：“安审琦，字国瑞，其先沙陀部人也。祖山盛，（唐）朔州牢城都校，赠太傅。父金全，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累赠太师。”同书同卷《安审信传》说道：“安审信，字行光，审琦之从父兄也。父金祐。世为沙陀部偏裨，名闻边塞。”由此看来，安审琦一家的沙陀背景（很可能是沙陀索葛部即粟特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安审琦的儿子安守忠，入宋后，“累为郡守”[4](《安审琦传》)，去世于咸平三年（1001）。在张宗诲为他撰写的墓志中，尽管历数其显赫家世，却只是有选择地提及：“曾祖讳山盛，唐朔州都指挥使，累赠太傅；祖金全，唐振武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北都护，累赠太师、邠国公；烈考讳审琦，周平卢军节度使、守太师、兼中书令，追赠秦王。妣曹氏，封巨鹿郡夫人。”[17](38册《北宋》，志3714《安守忠墓志》) 这里，除了其姓氏与“妣曹氏”略略透出其父系、母系的一点儿隐约讯息外，已经很难看到其实际族属背景。《宋史》卷二七五《安守忠传》中，更使我们难寻其究竟：“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晋阳人。父审琦，为周平卢军节度使，封陈王。”安守忠的传记中，不再提及其祖辈的沙陀族属，而只是据其地缘背景，淡淡地称之为“并州晋阳人”。传记所叙事迹更与其民族背景全然无关。
此类情形并非仅见。《旧五代史》卷六六《安重诲传》称“其先本北部豪长”；而在李象为安重诲侄、葬于开宝四年（971）的安崇礼所撰墓志中，便显得淡化，只是从地缘的角度说“其先雁门人也”[17](38册《北宋》，志3695《安崇礼墓志》)；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也是说：“安重诲，应州人也。”（注：1996年春，安丙及其家族墓葬群在四川华莹市双河镇昭勋村被发现。出土的安丙墓志铭，称其为安重诲后人，并沿用《新五代史》说法，称“其先应州人”。见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第162页，第170—171页，巴蜀书社2004年版。）《旧五代史》卷一二三《安叔千传》说“安叔千，沙陁三部落之种也”；《新五代史》卷四八称“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而《宋史》卷二七六《安忠传》中，却只平淡地称叔千孙“安忠，河南洛阳人”。《宋史》卷二五四《张从恩传》中泛泛地介绍他是“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军节度”；而在《旧五代史》卷五三《李存信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从恩的父亲李存信本名张污落，“回鹘部人也”。宋初镇守潞州的药继能，葬于太平兴国九年（984）四月。在《新五代史》卷二七《药彦稠传》中，毫不含糊地称继能父药彦稠为“沙陀三部落人也”；而北宋时在继能之同宗药水图为他撰写的墓志中，只含混地说他是“应州金城人”[17](38册《北宋》，志3703《药继能墓志》)。又如，《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说到郭崇的“父祖俱代北酋长”；而在《后妃传》中讲到他的曾孙女仁宗郭皇后时，自然不会再提及她是“代北酋长”之后，而只是说“其先应州金城人，平卢军节度使崇之孙也”。
这种状况的出现，反映出传记撰写者在决定材料取舍时的不同倾向，事实上体现着时代变化的踪迹。类似事例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中亦可清楚地观察到。荣新江即曾指出，“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中所书的出身和籍贯有了明显的变化”。作为对于李唐朝野上下排斥胡化局面的应对措置，讳言出身乃至改换郡望，成为这些人物压力之下普遍的选择[18]。
五代到宋初的演变，时代背景与之不尽相同，表述方式及语汇的转换，似乎也更加接近于历史与观念发展的自然进程。主导“胡/汉”语境消解过程的，首先是动荡中的交错与混溶，而历史传布者意识的转变，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到，主要根据五代资料编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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