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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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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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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书，对于传记主人的沙陀、代北、回鹘等族属记载得相对明白，而入宋有年之后，宋人所写墓志、所修国史以及在其基础上编撰的《宋史》，在谈到后辈传主时，则倾向于回溯籍贯地而不涉及其族属背景。从安审琦一家、张从恩父子与药彦稠父子等人的传记资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趋向。这种倾向，最终导致历史记录中宋初民族色彩的淡出，也使后世研究者们较少注意到这一过程。我们看到，随着时代与观念的转变，“胡/汉”之类的区分绝少再被提及，而“文/武”对举的表述则愈益凸显出来。
中晚唐时期，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也有的进入宣武节度使所在的开封。作为民族传统中持续最久的文化因子，粟特胡人所信奉的宗教在中原长期留存着痕迹[18]。直到北宋后期，东京开封城北还有“胡人”崇祀的“祆庙”，“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以一史姓“家世为祝累代”[19](卷4)。自唐代以来，祆祝例以胡人充职，这家史氏，也应该是粟特人。除去城北这一祆庙外，开封“大内西去右掖门”也有祆庙[20](卷3)。尽管东京城内祆庙不止一处[21]，但看来已经很少有人知悉火祆教之详悉来历。早年进入中土的“胡人”（特别是粟特）属裔，除祆祝之类的宗教人士外，似乎少有能够坚持本民族之固有文化信仰者。有学者根据米芾当年曾戏称自己为“火正后人”，即认定其祖上信奉祆教（注：《说郛》卷十九录史浩《两钞摘腴》、周密《志雅堂杂钞》，称米芾有印曰“火正后人”，姜伯勤先生释“火正”为“祆教之穆护长”，认为是其祖上信奉祆教之印证（见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汉文粟特人墓志考释之一》，《华学》第3辑，第290—308页，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但据李冶《敬斋古今黈》，米芾另有印称“火宋米芾”，则所谓“火正”，有指赵宋火德之另解。而且，据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米芾又有印曰“鬻熊后人”，按鬻熊芈姓，传为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后，如此看来，“火正后人”，反映着米芾对其姓氏来源之考订，而非指萨宝府之祆正。）；但即便如此，时人也并不视之为粟特后裔。真宗朝在澶渊定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曹利用，亦有可能存在类似背景，他是赵州宁晋人，据说通晓胡语，却绝不会以“胡人”族裔自居（注：据广雅书局本《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五《真宗皇帝·亲征契丹》，曹利用出使契丹前，曾向真宗表示“臣乡（向）使胡，晓胡语”。姚从吾先生在其《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对宋代史研究的贡献》（见《大陆杂志》第三十卷七期）一文中，也据此强调身为宋朝北方沿边（鄜延路）走马承受的曹利用“能胡语”，并且指出在宋辽修好的诸多条件中，“曹利用的通晓契丹话（当时说是“能胡语”）实与经济援助同样重要”。蒋復璁先生《宋真宗与澶渊之盟》（见《大陆杂志》第二二卷一○期）一文中，亦提及“曹利用说：‘臣乡（向）使晓契丹语’，他是赵州宁晋人，当时与辽邻近，所以能说契丹语，这恐是用他的条件之一”。今查浙江书局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条，曹利用对真宗所说为：“臣乡使，晓契丹语，又密伺（契丹使者）韩杞”；而文渊阁四库本《长编》该句作“臣乡使晓契丹语人密伺韩杞”云云，据此则曹利用本人有可能并不通晓“胡语”（契丹语）。且存疑待考。可参看刘子健《讨论“北宋大臣通契丹语”的问题》，载《两宋史研究汇编》第89—9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版。）。
三、赘语
唐末五代时期，沙陀民族对于中原地区政治军事活动的积极直接介入，推动着本民族的汉化进程。而且，在这段时期中，东北部的外在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契丹民族崛起，新的外族势力对于内地的压力日甚一日。与此同时，石晋将燕云地区割为契丹属地，客观上使得已经进入中原一带的原代北诸族属脱离了与部族根基之地的密切关联。契丹势力突入中原，激起了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各个民族共同的对立与警惧。新的外族威胁的形成，事实上促进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过程的加速。
应该说，五代宋初华北地区“胡/汉”语境的消解，与民族关系整合的总体走势有关，也与时人的观念意识有关。在唐末到宋初这段时期中，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与政治问题的解决缠绕交错在一起的，而政治斗争始终是更为凸出的主线。中原地区的五代迭兴，民族色彩逐渐淡薄而政治色彩愈益凸显，人们意识中印象更深的是“政权”的更替而非统治民族的更迭。时至宋代，时人更倾向于淡化处理业已卷进中原地区、逐渐融入一体的沙陀等外来民族之背景。北宋士大夫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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