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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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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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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中原民心的策略。后汉高祖刘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系出沙陀，却“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6](《汉本纪十》)。五代时期层出不穷的这类事例，正反映出当时的“种族”问题，自其深层次来说关系着“文化”的问题，也反映出唐代中期以来民族整合过程的进展。
说到族属背景问题，既关系到交互混溶的客观状况，也关系到时人的自我主观认同。在这一方面，或许可以引两《唐书》及墓志材料中对于史宪诚父子的相关记载以资比对。穆宗时曾任魏博节度的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亦自称“蕃人”[8](《史宪诚传》)。他的儿子史孝章，自幼号为“书生”，成年后不满于父亲对唐廷的狡谲翻覆，“一旦跪于父母前，进苦言曰：‘臣窃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盖有土者多乘兵机际会，非以义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为贵门，君恩至矣。非痛折节砺行，彰信于朝廷，无以弭识者之讥，寤明君之意。节著于外，福延于家；乘时蹈机，祸不旋踵。’言讫泣下数行。”（注：《全唐文》卷六○九刘禹锡《史公神道碑》；又见《新唐书》卷一四八《史孝章传》。） 从血统的角度来看，父子二人无论是“奚”还是“粟特”（注：有学者考证，史宪诚为误列入奚族的粟特人，可参看李鸿宾《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358—36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96—199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显然都是“蕃人”；但站在中原王朝立场上的史孝章，已经不认为自己仍属“夷狄”，而且要极力说服父亲脱出于“夷狄”之境。在史孝章心目中，族属背景是与政治立场、文化认同紧密地相互联结的。
五代时期活跃在中原地区的骁将中，有不少出自沙陀、粟特、奚、回鹘等民族。沙陀民族的入主中原，事实上提供了使他们得以更加贴近于中原社会的机会，他们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亦表现得十分强烈。《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译》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康福善谙蕃语。初仕后唐，明宗视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谘访时之利病。福即以蕃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福惧。”康福以沙陀军校起家，以擅长“蕃语”为荣，并且“自言沙陀种”[6](《康福传》)，而即便是这样的人物，也忌讳把自己比附于“奚”。《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中说：“福无军功，属（后唐）明宗龙跃，有际会之幸，擢自小校，暴为贵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饫腹，与士大夫交言，懵无所别。在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衾而坐。客有退者，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由是诸客不敢措辞。”（注：在欧阳修《新五代史·康福传》中，相应的记载为：“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 懵然不通文辞的沙陀军将康福， 强调自己是“唐人”而不肯认同于“奚”，有着明确无疑的归属或曰“挂靠”意识（注：2003年4月，在韩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汉城大学朴汉济教授指出，“唐人”概念，在当时即所谓“国际人”。但本段材料之中，康福以“唐人”与“奚”对举，则其口中之“唐人”，似应指中原“大国”之人。）。
另有一例。《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记载着契丹述律后对后晋使节的一番话：“是时，天下旱蝗。晋人苦兵，乃遣开封府军将张晖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称臣，以修和好。德光语不逊。然契丹亦自厌兵。德光母述律尝谓晋人曰：‘南朝汉儿争得一向卧邪？自古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若汉儿实有回心，则我亦何惜通好。’”大致相同的记载亦见于《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中。在以“蕃”自居的契丹统治者耶律德光及其母述律后等人的心目中，显然并不在意石晋之系出沙陀，而径将其称为“南朝汉儿”。看来，对于长期活跃在中原的这些少数族裔，无论他们本身或是周围人群，包括契丹民族在内，都渐以“唐人”、“汉人（汉儿）”视之。
与西北胡族进入中土、多民族混溶同时，东北地区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势力，被石敬瑭引入中原，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因素。后晋天福元年（937）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2](卷280)。由“契丹主”册立为帝，这一事实，透露出源自沙陀之石敬瑭面对契丹的心理弱势。吕思勉先生在其读史札记《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中，曾将李渊称臣于突厥事与石敬瑭之称儿皇帝于契丹事相比，说：“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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