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我们仔细观察赵宋初年统治集团上层及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军将之背景，事实上仍然看得出比较鲜明的多民族构成之色彩。但对于这一现象，入宋后却逐渐改换了解说的语境及语汇。或许可以说，历史记录者有所选择的表述“话语”、表述方式，是值得今天研究者注意的方面之一。
    赵匡胤父赵弘殷早年所跟从的王镕，本出自回鹘部[4](《王镕传》)。赵匡胤同母妹（后封秦国大长公主）所嫁米福德，从其姓氏来看，很可能具有粟特背景”[13](《秦国大长公主传》)。赵匡胤本人做了皇帝之后，开宝元年（968）迎娶宋延渥（后改名宋偓）的长女为皇后。用王禹偁的话说，宋偓“于后唐为外孙，于汉室为附马”[14](卷28)，这位皇后在当时出身可谓高贵：她的祖母是后唐庄宗的女儿义宁公主，母亲是后汉高祖的女儿永宁公主。而对于宋皇后血统中“杂有胡族血胤”的情形，在当时似乎无人注意：太祖看重的，是宋偓的将领身份，是其阀阅勋戚；为人所提及的，只是这一家族“近代贵盛鲜有其比”[13](《宋偓传》)。
 宋代初年的军事将领中，具有沙陀、奚等外民族背景者绝非个别。如所周知，后梁的军事班底多出身于“豪横”“田家”或牙校军吏；随着沙陀势力的入主中原，军事统帅集团中“蕃将”所占比率明显上升。直至宋初，自五代承继下来的高级军事将领，逐渐已非驰骋疆场的主力，但他们在军队中、社会上，仍然颇具影响力。若追溯其家世背景，大约不出两类：一类出于中原地方基层——有的出自一方豪强（如张永德等），有的出自世代力田家（如侯益、王景、王晏等），有的是微贱无以为生者（如杨廷璋等）；其中不乏“不事生业”、“壮勇无赖”[13](卷252) 之徒。另外一类，则出自沙陀或奚等部族，他们之中既有世代军将者，亦有靠自身勇力从戎者。据《宋史》各本传，宋初使相郭从义，“其先沙陀部人”；另一使相杨承信，同样“其先沙陀部人”；同系使相的郭崇，“父祖俱代北酋长”；李万全，则系“吐谷浑部人”。白重赞，“其先沙陀部族”；石曦，“晋祖弟韩王晖之子”，系出沙陀；康延泽，乃前文述及的沙陀军将康福之子。另外，薛怀让，“其先戎人”；党进，“本虏族”；米信，“本奚族”。此外还有来自“云中大族”的折德扆等等。这批人及其族裔，事实上已经渐染了相当深厚的中原文化特征，其交际、联姻圈也已不再局限于沙陀、粟特。久而久之，已经无人再以“夷狄”称之、视之。这些人的后代，有的曾与赵宋皇室联姻。例如郭从义的曾孙承祐，娶了舒王元偁的女儿。郭崇的儿子守璘，与宋太宗为“僚婿”，郭崇的曾孙女（守璘孙女）则嫁给了宋仁宗。而米信的一个孙女，成为仁宗的“皇从侄”赵仁恪的夫人，“治家训子，皆有法”；她在时人心目中的出身背景，只是“将家子”，而绝无族属之异同[15](《居士集》卷37)。一代代相互通婚造成的血缘混溶关系，长期磨合中发展起来的共有文化倾向、文化心理，使他们步步融入了中原社会。
    世家代北、三代为将的康延泽，入宋后的事历颇有意思。他在平蜀战争后一度因事被黜为唐州教练使，“筑室垦田聚书训子而已，十年间辟草莱植桑柘，居泌水之上，遂为富家”[14](卷28)。他“开宝中，起为供奉官”，太宗时又“坐与诸侄争家财失官，居西洛”[13](《康延泽传》)，他自己表示：“运逢治平，使子与孙去橐鞬、袭缝掖，熙熙自乐，以终天年，吾愿足矣。”康延泽先后两娶，始娶安氏，蔚州别驾之女，应为粟特血统；再娶李氏，秦王李俨（李从）之女，汉人军阀门第。五个儿子中，长怀玉，曾举进士而不第；次怀珪，曾任平江军节度推官、试大理司直；孙辈中亦有举进士者。淳化三年（992），时年六十七岁自感衰耄的康延泽竟突发奇想：“思预刻吾墓”，“欲生前自视其文”。他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知辞无愧而功不诬”，于是由其子出面请往日同僚王禹偁作《前普州刺史康公预撰神道碑》[14](卷28)。
    康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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