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
 |
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
|
|
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9]
“称臣”事，首先决定于政治时势。将种族背景作为分析“称臣”“称儿”问题的出发角度之一，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过，石晋觊觎中原帝王之权位，却置保全疆域之“帝王责任”于不顾，以称儿、纳币、割地为代价换取一己之皇位，这使石敬瑭难逃千古骂名。而且，这一格局，事实上构成为其后宋辽双方交涉的基础。特别是燕云地区的割出，不仅伤害了中原人民的民族情感，亦且直接影响到此后数百年的民族关系走势及政局起伏。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二八○载石敬瑭割地事下之注文中说：“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陉北之地，不害为魏、晋之强是也。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
中原的“失险”实际上是一个步步退缩的过程，而石敬瑭将“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2](卷280) 拱手割让给契丹，显然是这一过程的阶段性终结。该区域本系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是重要的地域分水岭，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汇地带[10](范恩实：《石敬瑭割让燕云（幽蓟）的历史背景》。这一地带大体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雁门关以北的云、朔、蔚诸州，这里本属所谓“代北集团”根据地范围，石敬瑭将这一区域割给契丹，也说明该军事政治集团之活动重心已经移入中原，而与其起家之根基地域分离开来。另一区域是“卢龙一道”的幽、蓟诸州，自唐末五代以来，该地区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窥伺首鼠于东北两蕃与中原河朔之间。这一地区的韩、刘等汉族大姓归属契丹后，为辽朝的社会发展、制度创设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中原王朝东北边陲的疆界，退至华北平原拒马河一线，彻底丧失了抵御北方民族进犯的天然地理屏障。如张方平所说，“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11](卷23)，这成为此后北宋对辽关系始终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自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来，中央王朝对于东北地区的控御即非直接有效。陈寅恪先生曾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中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面对吐蕃等外民族之盛强势力，“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以确保关中安全；而“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从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进而指出，“石敬瑭割幽蓟可说是唐朝东北消极防御政策的必然结果”[10](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
石敬瑭以称臣割地、贡绢帛献珍异为代价，换取契丹对其称帝于中原的支持，以“儿皇帝”面目贻羞于后世。他曾经引述“前世”例证，自我解释说：“前世与虏和亲，皆所以为天下计”[6](《安重荣传》)；而他所谓“天下”，不过是指个人图谋夺取“天下”之事。这种从一己之政治利益出发，纵横捭阖于中原、契丹之间的做法，在当时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中，并非仅见。而后唐清泰年间，即便是末帝及其谋士李崧、吕琦等人，在警觉到石敬瑭陆梁异谋的危险之后，也曾一度考虑厚赂契丹、纳币和亲以争取支援的可能性[2](卷280)。像“政坛不倒翁”冯道，在其《长乐老自叙》中说到“又授戎太傅，又授汉太师”[4](《冯道传》)，颇有几分得意。二三十年后登极的宋太祖，尽管有收复燕云的考虑，但心底似乎并不以石敬瑭及其左右主谋者的行迹为耻，甚至于渴求“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12](卷1)。
占据要地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朔州人氏，小字“铁胡”，应是出自昭武九姓。他一方面曾经谴责石敬瑭的屈节行为，另一方面亦“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6](《安重荣传》)。《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说，他“指斥高祖（按指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欧阳修《新五代史》也记载，安重荣曾经“愤然，以谓‘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6](《安重荣传》)。安重荣本人亦有交结契丹的行迹，因此，对其“指斥”石敬瑭的言论，不必估计过高。值得回味的是，作为朔州胡人，他在发泄不满时，着意标榜“中国”代言人之立场，为“汉人”伸张民意，而诋契丹为“夷狄”，这显然是受到中原文化及内地民族情绪渐染之结果，他亦因此而“名振北方”[4](《安重荣传》)。
&nb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