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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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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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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来主动使自己‘变’胡为汉外，同时也有大量的粟特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在安史部将建立的藩镇里求得生存和发展。”见《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这也反映出唐代中期以后社会上与谱牒无考并行的攀附习俗，反映出这些“蕃人”已经与汉族士人有着趋同的心理状态。
华北地区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是在空前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中自然交错地完成的。五代时期尽管有“沙陀三王朝”，但这一阶段重重叠叠的割据分裂，主要自政治原因引发，而不是由民族矛盾带来的社会冲突。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王朝，并未带来严重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反而历经摸爬滚打而促成了各民族的融汇。恰恰在这一时期之后，所谓蕃兵胡将问题，河北、河东地区的“胡化”问题，不再成为纳入士大夫视野的严重问题。活动在中原地区的沙陀、粟特以及回鹘、奚等民族成分，有许多就地融入了汉族社会。从历史发展长过程来看，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育与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唐的实际创立者、出自沙陀部落的李克用，唐末大顺年间曾经遣使向昭宗上表“讼冤”，并且责备皇帝说：“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2](卷258) 针对这番抱怨，傅乐成先生曾经指出：“此当时实况，非虚语也。”[3] 这一方面反映出晚唐朝廷对于外族的疑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内附蕃人对于“戎羯胡夷”一类称谓的反感。陶岳《五代史补》卷二“徐寅摈弃”条说到李克用因被称为“一眼胡奴”而怒不可遏事，这固然与徐寅对其生理缺陷的讥讽有关，但所谓“胡奴”，无疑也是对于他的深痛刺伤。
后唐以“大唐”继承人的身份作为号召，反映出当时的决策者对于统治中原的明智认识以及对于汉文化的钦慕。李克用之子庄宗存勗，父沙陀，母粟特，而本人所受教育则据说是“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4](《唐庄宗纪一》)，尽管他“尝谓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4](《康福传》)，执掌权力后却成为推行汉化政策的突出代表。明宗李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无姓”[2](卷255)，保留着比较鲜明的“胡人”特质；而据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六《后唐明宗纪》中说：“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明宗全然不以居高临下的异族统治者面目出现，而是坦承作为“蕃人”治理天下之困难，其向心于汉地“圣人”的姿态十分明朗。在他的左右，既有“其先本北部豪长”[4](《安重诲传》) 的枢密使安重诲统揽大政，又有如任圜、冯道、赵凤等汉族士大夫参预谋议。时人明知明宗出自“夷狄”，却亦不以“夷狄”视之，而将其与前后“五代之君”相提并论，认为他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讨论五代时期的民族混溶问题，如果只将沙陀与汉族视为相对的两极，而对于粟特等民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所认识，研究的视野将受到严重的局限[5]。沙陀民族共同体包括着多种部族成分。以后晋的创立者石敬瑭为例，其曾祖母安氏、祖母米氏、母亲何氏，应该都是源自沙陀三部之一的索葛（萨葛）部，即属于突厥化的粟特族裔（注：《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一》。并参见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335—34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称其“祖妣来氏”，又据同书卷九《出帝纪》，石敬瑭生母为刘氏。）。石敬瑭的父系“本出于西夷”[6](《晋高祖纪》)，长期随沙陀朱邪部跋涉转战，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沙陀化。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中曾经“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7](P546)，非沙陀而称沙陀，这种族系混糅不清的状况， 正反映出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又一阶段。石敬瑭的父亲，“番字臬捩鸡”[4](《晋高祖纪一》)，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中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同书卷十七《晋家人传》中，也说“晋氏始出夷狄而微，终为夷狄所灭，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见”。凡此种种，都提示着其出身之卑微。事实上，取姓石氏，正可以看出其与昭武九姓的密切族属关系。这位出身背景与粟特关系密切的后晋高祖石敬瑭，却被标榜为“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4](《晋高祖纪一》)，显然是受到汉地士大夫攀附祖先的影响， 并藉以作为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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