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权的发展来看，黄帝时期已经萌芽，而尧舜禹时期则有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成熟。如尧时四岳举鲧治理洪水，尧以为不可，但四岳请予试用，尧也只好听从；待鲧治水失败，再加以更换。即尧还得尊重四岳的建议。而到了禹时，“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注：《国语·鲁语》。）。即禹对下面的部落酋长已有了生杀之权，反映王所代表的最高公共权力已发展到对一切已有生杀予夺权力的程度。此外，尧舜禹时期通过不断的祭祀天地山川与巡狩，既体现了王权，又不断加强了王权。例如据《五帝本纪》舜“遂类于上帝，ｙīｎ＠②于六宗，望于山川，辨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ｙīｎ＠②”和祭山川地望屡见于《左传》。这些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祭祀从祈求神灵庇佑的原始信仰已演变为少数人按等级享有的权力，政事中的浓郁的神事色彩，使祭祀成为权力的象征。此外，带礼仪色彩的巡狩制度为王所专有，体现了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再有，从最高首领帝位继承制度来说，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以尧禅位于舜为例，据《五帝本纪》，尧在位70载时，询问谁可以“践朕位？”四岳推荐庶人舜可以继承。“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经过3年考察，才令“舜受终于文祖”。舜得举用事20年以后，才“摄行天子之政”（注：《史记·五帝本纪》。）。舜摄政8年而尧崩，然后舜才正式继位。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相见也。”说明当时帝位的继承者先要经过推荐和认可，还要经过试用与考核，而不是父死子继。继承人可以不是同一族氏，可以起于民间。禅让也是有斗争的，它是推举和传子两方面的斗争统一，否定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随着王权的发展，传子的倾向愈来愈明确，最后到了禹时，明为禅让于伯益，实则培植其子启的势力，即“其实令启自取之”（注：《战国策·燕策》。）。于是禹死后，启杀益而夺有天下，禅让制被传子制代替，王位世袭制最终确立，国家正式出现，中国古代社会正式进入文明时代。

    此外，尧舜禹时期的大事还有治理洪水与征伐三苗。据《五帝本纪》，尧时“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根据古气候古地质学研究，在五帝时期晚期确实发生了洪水。尧先后用共工氏和鲧治水，皆未成功。“请流共工于幽陵”，“殛鲧于羽山”。最后用禹治水，以益、后稷佐之，治水获得成功。治水是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大型公共工程，没有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绝不可能协调全社会力量与大自然斗争。这一事实反映的是当时统治者为了保卫生命、维护生产的理性自觉，与原始氏族的自发逃亡相比，不仅反映出伟大无畏的精神，而且反映出社会组织的高度协调性。并且使华夏大地生产恢复，社会安定，保证了继续向文明社会过渡；通过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又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酋邦；而且提高了禹的声望，进一步加强了王权，这也是夏王朝建立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

    三苗可能是蚩尤被杀以后，一部分东夷人南迁的嗣裔，三苗所居大致在今河南省南阳地区（这里是古代南北通道）。（注：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二篇；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罗琨执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在尧舜禹时期这里分布的主要是石家河文化，其文化面貌确实与山东、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相近。尧时三苗已数为乱，尧已开始征伐三苗，“迁三苗于三危”，即今甘肃西部地区。至禹时，再次征伐三苗，三苗战败，再次南迁湖北、湖南地区，即《战国策·魏策》所述的：“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尧舜禹时期征伐三苗，实为自黄帝时期开始的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各人群的融合和酋邦的扩大与巩固，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建立稳固的基础，而且进一步加强了王权，这也是禹时王权最终成熟的主要动力之一。《尚书·立政》记载，周公告诫成王，踏着禹的足迹前进，肯定禹伐三苗的功绩。总之，从涿鹿之战到禹伐三苗，贯穿在五帝时期的一条主线是战争和暴力，以战争和暴力为手段维持已取得的政治成就，并将它向别的地区推广，这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向文明过渡的主要动力。

    从考古发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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