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吴学研究专辑。），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尚不是文字。（注：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6)。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4)。）但是这些发现无疑说明此时符号有了快速的发展，正在向文字过渡。到了五帝时代末期，如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刻画多字陶片的发现（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4)。），说明文字即将形成。而到了夏王朝建立以后，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的“共”字，说明中国古代文字终于诞生。（注：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11)。）从文献记载来看，《吕氏春秋·君守》：“苍颉作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苍颉是黄帝之史。（注：《说文解字·十五上》：“黄帝之史仓颉。”）又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壹也。”结合考古发现，说明五帝时代确是中国古代从符号向文字发展的过渡时期，到了夏代，文字终于诞生。因此，文字的诞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与根本特点。文字是由专门的知识分子将符号整理、划一而创制的。文字的诞生说明专门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脑力劳动已与体力劳动分离，而这正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总之，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至夏王朝建立，国家正式出现，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五帝时代的特点是过渡时期，新旧因素交替，新的理性的文明因素急剧增长，最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由量变而质变，最终步入文明社会。并且由于五帝时代已有口述史料，尔后经后人记录整理而成为文字史料。因此，我们认为应将五帝时代归入中国历史的成文历史时期，而不应归入史前史，五帝时代应当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第一阶段。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开端，其第一章应命名为五帝时代。
由于五帝时代活动的地域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这里生活着许多人群。黄帝时期包括着黄帝、炎帝和蚩尤，尧舜禹时期包括着夏人、商人、周人、三苗乃至古越人等，他们互相征伐，又团结治水，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同时，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夕，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劣、地理位置的居中或偏远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了，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夏人，在自身奋斗的历程中，又吸收了周围各人群优秀的文化成就，最先步入文明，建立了夏王朝，从此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出现了全国性的中心。 五帝时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的平等的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大地域的、更大范围的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的大联盟，其性质相当于现代学者多称的酋邦，最后由酋邦发展为夏王朝国家。
五帝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在于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孕育了众多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因而它是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五帝时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的，一切外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是有连续性的，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可以追溯出众多的支流，但是最终汇合成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发达的礼制，完备的典章，不断进取的精神，成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渊源。这种凝聚力世代向前发展，一直到今天。其表现之一就是民族认同感，全体中国人民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保证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另一方面的表现则是大一统思想，推崇统一，强调团结，反对分裂。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重人事的礼乐文明，而不是重宗教的巫术文明，巫术未能占据主导支配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以后从未中断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五帝时代的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就是源于禅让的大同理想，强调和谐相处，厚德载物，自尊自信，自强不息。不断地激励后世炎黄子孙为争取历史进步、社会光明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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