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黄帝之后的颛顼，《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因其居处在今河南省东部，因此接受了华夏族与东夷族的双重影响。颛顼的继位，也说明了此时华夏与东夷族有了进一步的融合。颛顼主要的贡献是进行原始宗教改革。《国语·楚语下》：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命重、黎分主天地，改变过去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的习惯。只有专门的巫师（南正重）才有权进行人神沟通、集中下达神的意志，这也是广大地区联盟形成以后，需要统一意志的反映，是公共权力一旦产生之后，把全民的信仰归于自己统治和掌握的企图。更为重要的是，颛顼把巫事与人事分开，即把宗教与行政分开，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理性从巫事中分离出来，成为日后进入文明的思想基础，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从此中国古代社会向以人事为主、向人治发展，而不以宗教、神事为主了。这就保证了社会生产健康发展，社会劳动不再被大量投向消费性的神事和巫术，保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之中理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为尔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礼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与此相反，长江下游太湖周围的良渚文化可能就是因为把原始宗教和巫术发展到压倒一切的地步，因而不久迅速衰亡了。

    颛顼之后的帝喾时期，《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也。”《大戴礼记·帝系》：帝喾“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ｙｕáｎ＠①氏，产后稷；次妃，有娥氏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即帝喾被认为是尧和商人、周人的共祖。又如安阳殷墟甲骨文中认为帝喾就是高祖夔，祭礼十分隆重。这些有可能反映了至帝喾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各部落、各人群融合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禹时期，社会发展比早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是王权的发展，官僚行政机构的粗具规模，刑法的出现，最后导致夏代国家的诞生。这是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导致社会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必然促使从事管理的特权阶层产生的反映，而王又是公共权力的最高代表。从行政机构来看，黄帝时仅是“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注：《史记·五帝本纪》。）即开始有了行政性的官吏。而到了尧时，据《尚书·尧典》记载，已有了掌管四方的官员四岳，说明已按地域进行治理。到了舜时，“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注：《史记·五帝本纪》。）。并明确分职，令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作士、垂为共工、益为朕虞（以朱虎、熊罴为佐）、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即行政官员已大致具备。《五帝本纪》对五帝时代职官的记载未免带着当代的烙印，但从中可以看出五帝时代行政、司法、水利、礼乐等都已开始有专门官吏管辖，官僚机构已经萌芽出最初的框架。加上按地域治理人民的“四岳”、“十二牧”，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纽带和秩序准则，已让位于理性程度更高的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萌芽。 从刑法的发展来看，原始社会时期实行的是约定俗成的氏族习惯法。而到了尧舜禹时期，由于社会的分化分层，氏族习惯法已不适用，因而脱离人民并镇压人民的刑法作为一种强制的暴力应运而萌生，这也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成文的法典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和成就。舜时由于“蛮夷猾夏，寇贼奸轨”，令皋陶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注：《史记·五帝本纪》。）。并且皋陶“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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