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夏代时期青铜冶铸业已正式出现，从而进入了青铜时代。冶铜业的发展成熟既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代表，又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石器不可比拟的锐利的工具，从而促使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冶铜业，尤其是青铜冶铸业不仅需要专门的技艺，还需要大量的有组织的劳动力，而且劳动十分艰苦。它不是作为农业的副业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大批强制性的奴隶劳动，这就成为奴隶制发展的重要条件。冶铜业的生产性质决定它必然由酋邦领袖乃至王这样的大贵族所掌握，必然促使酋邦领袖权力乃至王权的加强，因此，冶铜业的发展也是王权发展和形成的重要标志。同时，冶铜所需的铜矿和锡矿等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对铜矿和锡矿的需求，不仅促进各地区交换的发展，同时，为了保证对铜矿和锡矿的供应和占有，也成为当时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冶铜，尤其是青铜冶铸业是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是礼器十分发达（注：李先登：《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天津师大学报》，1989(6)。），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以礼乐文明为特点的集中体现，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早于五帝时代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及辽宁西部等地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而约当五帝时代早期的分布于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地区的良诸文化中期的玉器更是制作十分精美（注：《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主要有琮、璧和钺等，多出土于墓葬。此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也出土玉器。这些都说明五帝时代制玉业也是一项重要的手工业，并被以后夏商周文明所继承。
在上述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在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五帝时期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文献记载颛顼之时“祝融作市”（注：《世本·作篇》。）。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贫富分化与社会分层的发展。
五帝时期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之上，在酋邦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王权逐步出现（可以组织调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大型土木工程）的基础上，在战争和洪水的逼迫之下，在夯筑技术发展的条件之下，人们居住的聚落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分化，突出表现为新的聚落形态——城（国）的出现以及都邑的分化，开始出现不平等的城乡分化。据《五帝本纪》，黄帝已“邑于涿鹿之阿”。从考古发现来看，1992年在河南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夯筑城址，距今5300年～4800年前，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城址（注：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1)。），其性质可能以军事防御为主，是从过去的中心聚落发展而来，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萌芽，是中国古代酋邦（国）开始出现的标志。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夯筑城址已有了较多的发现，说明城市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成为贵族居住活动的政治中心。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淮阳平粮台（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3)。）、郾城郝家台（注：《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3)。）、辉县孟庄（注：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12.6。）、山东章丘城子崖（注：《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7.26。）、寿光边线王（注：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7.15。）、邹平丁公（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4)。）、鲁西南的两组龙山文化城址（注：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代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4)。）等，其时代大致相当于“鲧作城郭”（注：《世本·作篇》。）时期。尤其重要的是，首先，这些城市不仅具有高耸的城墙用来保卫贵族乃至主权，促进王权的发展与巩固；而且在这些城市内部已普遍出现规模较大的夯筑宫殿或宗庙基址。例如登封王城岗城址西城内的中部及西南部发现数块较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下还发现有用人作牺牲的奠基坑。宫殿或宗庙是当时贵族和王居住及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这无疑可以作为酋邦政治乃至王权逐渐发展成熟的象征。其次，在这些城址周围分布着一定数量的较小的聚落。例如在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周围2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同时期的小聚落遗址41处，它们的面积为6～2万平方米，显然比城子崖城址要小得多。（注：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1)。）这不仅说明此时的聚落已分化分层，城子崖城址约当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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