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其周围的小遗址约当于“邑”，即已出现都、邑的分化；而且小聚落一般没有城墙及宗庙宫殿夯土建筑基址，说明此时城与周围小聚落的关系已不再是以往的平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即“都”是该酋邦的政治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邑”则是受其统治的部落所在。即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到了夏王朝建立之时，登封王城岗城址——“禹都阳城”则已蜕变为夏王的所在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总之，从上述五帝时期城市发展与都邑分化的过程也反映了向文明社会发展过渡的历程。因此，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亦应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
和都、邑的分化同步，在部落内部，各氏族、各家族之间不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而且社会分层逐步发展。家族成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并且各家族以及家族内部人们的政治身份地位逐步分化。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政治上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阶层开始形成，而“王”就是由最显要的贵族家族中产生的。通过尧舜禹时期禅让与传子的反复斗争，最后“禹传启，家天下”，最终确立了传子制，确立了社会分层，建立了夏王朝，中国古代从此进入文明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五帝时代晚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1978年至1982年在其墓地发掘了700余座墓葬（注：《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6)。），主要分为两大片，即可分为两个氏族墓地，每个氏族墓地内部又可分为若干个家族墓地。墓葬有大、中、小三种，其中87.3%为小墓，随葬品很少或没有，中型墓占14.4%，大型墓占1.3%。其中五座大墓前后连在一起，间距仅1米左右，显然属于一个家族。在大墓的众多随葬品中，主要是用以表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彩绘龙盘、鼍鼓、特磬和石钺等，用来代表墓主人掌握了行政、军事与祭祀大权，说明墓主人是酋邦首领乃至“王”者的高级贵族。这些情况已与此前大汶口文化随葬多件陶器与猪头的富有者的墓葬有了较大的区别。陶寺大墓随葬表示“王”权的鼍鼓、特磬这一点已被以后文明时代所继承。夏代王陵迄今尚未发现，而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发掘的晚商王陵M1217也随葬了鼍鼓、特磬，作为商王的身份与权威的象征（注：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6本《1217号大墓》，台北，1968。），就是证明。陶寺大墓还说明当时是用主要的随葬器物来表示墓主人的身份，说明这些器物已开始具有后世夏商周时期礼器的性质，这也说明此时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礼制已经开始萌芽。还有，陶寺墓地反映的当时社会分层的特点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这说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宗法制就是在五帝时期奠基的。此外，在山东临朐朱封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大墓（注：《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1辑。《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7)。），其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的。
与社会分层同时，初期的家内奴隶也已产生。例如江苏新沂花厅村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基地，其中8座墓葬共有殉人18人，男女青年及小孩皆有，各墓殉葬1～5人不等。（注：《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2)。）这些殉葬人既可能是战俘，更可能是家内奴隶。再有，上述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宫殿宗庙夯土台基下面奠基坑中的人牲也有可能属于奴隶。（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总之，五帝时期奴隶的出现与奴隶制的初步发展即阶级的分化与阶级的斗争，也是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文明因素之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的龟甲等上已发现了刻画符号（注：《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在西安半坡等遗址出土了较多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注：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3)。）到了五帝时代，例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图}等（注：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又如在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还发现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的现象。（注：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10)。）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已是文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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