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五帝时代社会生产力较过去有很大提高，这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经济基础。首先，从农业生产来看，起土工具磨光石耜（铲）不仅数量大增，在石器中所占比例大增，而且制作规整精细，比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注：李京华：《登封王城岗夏文化城址出土的部分石质生产工具试析》，《农业考古》，1991(1)。）此外，石锛、石凿数量大增，制作精良，自当促进木质农具质量的提高。还有磨光石镰的普遍发展也说明农作物的产量较过去大为提高。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酒器ｇｕī＠③、ｈé＠④、杯等的出现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粮食已有了普遍的剩余，才使酿酒业出现与发展起来。尤其是龙山文化（五帝时代晚期）水井普遍出现，如洛阳矬李、汤阴白营等遗址发现的水井，印证了《世本》“化益作井”（宋衷注：“化益，伯益也，尧臣。”）等文献记载。井的发明与推广，不仅解决了众多人口的城邑的饮水问题，不再仅仅依靠河水，可以选择距离河边较远的地方居住；而且也使农田灌溉有了可能。至禹时，农田浇灌应已出现，即《论语·泰伯》所述：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灌溉农业的出现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促进农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天文历法的发展。五帝时期已是观象授时，按时令农作。据《五帝本纪》，尧时“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ｙáｎｇ＠⑤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从考古发现看，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刻划{图}符号陶尊，可能就是“敬道日出”的祭器。又据法国人卑奥的研究，《尚书·尧典》中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乃是公元前2357年的天象记录，是可信的。（注：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上编，第二篇；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罗琨执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再从社会组织方面来看，五帝时期酋邦的出现与发展，尤其是王权的发展，使大范围内组织协调生产有了可能，包括上述联合治水。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焕发出伟大的创造力。”这些也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从此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权指挥生产的先河。农业的发展，加以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以来对生育女神的崇拜，如红山文化女神庙，使当时的人口剧增，劳动力大增，使部落规模扩大，土地感到不足，从而引发战争。这也是促使五帝时期向文明过渡的重大因素之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河南三门峡庙底沟二期文化26个灰坑中出土的猪、鸡、狗、山羊、牛等家畜的骨骼比同地仰韶文化168个灰坑出土家畜骨骼的总和还要多就是证明。（注：《庙底沟与三里桥》，文物出版社，1959。）在家畜饲养业中，养猪业是最主要的。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猪成为积累私有财产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富有者的重要标志，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中型墓流行随葬猪头用以表示富有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促使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进一步发展，从而促使商品交换和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的专门化需要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这是促使奴隶劳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些又都是促使社会分化、分层的重要原因。首先，制陶业。陶器是当时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五帝时期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陶窑结构改进，普遍使用还原焰，并已采用渗炭法制作黑陶。陶器种类和造型此时最为丰富，尤以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最为精湛，是中国古代制陶业的最高峰。这说明此时制陶业的生产已经专门化，已是专门家族的专门技艺，并且产品已商品化。这不仅促使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其次，冶铜业。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已经发现了人工冶铸的小件铜器（注：《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处于冶铜业发明的初始阶段。到了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据《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到了尧舜禹时期，从考古发现来看，冶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有了较为普遍的发展。不仅发现地点增多，而且如山西襄汾陶寺M3296出土的红铜铃形器（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12)。）的铸造需要包括外范和内范的多合范，这比仅用外范的小刀之类的铸造要复杂得多，说明此时冶铜技术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到了夏代初期登封王城岗遗址H617出土的青铜ｇｕī＠③残片，经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系含锡约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铸造的青铜制品。（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