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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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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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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构筑了一道心理屏障。康熙晚年，清政府出台禁教政策，中国又经历了近百年的闭关自守。耶稣会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无论于传教或传医，都仅仅是匆匆过客而已。”[v]
西洋医学卷土重来，一般以1805年牛痘术传入为起点。传教士医生通过种牛痘的方法博取了中国人的欢迎。1805年冬至1806年春，内地天花流行，在广东，很多人涌到洋医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一年之中，皮尔逊曾为数千人施种。但西医真正在规模上的拓展，则是进入近代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在中国取得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设立医馆”（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建造“医人院”（中法黄埔条约第22款）。[vi]虽然清政府迫于条约束缚，给西方以传教和设立医院的特权，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官方仍持漠视和限制的态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再次强迫清政府承认自由传教和设立医院，西洋医学与官方的关系才有所松动。面对一大批并不认可西医的官员和士大夫，教会医生往往主动出击，通过在上层社会的公关活动，对名流显要施展影响以扭转局面，争取获得中国官方对西洋医学的认可与信赖。伯驾、雒魏林、德贞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开创了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广州的官员一度产生畏疑，为此他们“专门派了一名密探，到医局去刺探外国医生的意图”[vii]，但是未加干涉。伯驾在报告中写道：“没有什么反对被激起，相反，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viii]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在广州成立时，政府也没有干预，并“获得中国官方的默许”[ix]。伯驾在1839年就托人给患有疝气的林则徐送去疝气带，并有这样的记载：“疝气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从他所说的症状看来，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他送去一份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x]
伯驾十分重视这次交往，并“专门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病历书，编号为6565。”[xi]林则徐对伯驾医术的青睐，增添了伯驾的自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政府通知伯驾停办医院。1842年，战争结束以后，伯驾重开广州的医院，次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看病，并对医院赞不绝口。事后，耆英不仅赠给伯驾一些小礼物，还赠了两个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xii]从林则徐和耆英对伯驾医师的亲和可以反映出，清朝官员在禁教政策下对西医在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宽容。
当伯驾等教会医生在南方大展拳脚之时，作为中国统治中心的北京，洋医生依然形单影只。英国人雒魏林开创了北京的西医事业，1861年他来到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后来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即北京首家基督教会医院。
1864年雒魏林回国，医学博士德贞接替他，主持北京的医疗工作。起初，德贞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1867年局面才有所改观。这一年，他接待了两个特殊的病人。一位是总理衙门大臣的儿子，德贞每天应邀去病家替那位九岁的孩子治疗胸伤。孩子的康复令大臣感激不已，他两次来到德贞的诊所致谢，并送来一大堆昂贵的礼物，其中还有道光皇帝的赐物。此外，他还送给德贞一块题有“西来和缓”的楠木匾，将德贞与中国古代名医医和、医缓并称。最让德贞兴奋的是，“这位大臣曾坚定地主张反洋观点” ，而“现在友谊因此产生了”[xiii]。另一位特殊的病人是内阁大学士贾桢。1866年，69岁的贾桢因患脑震荡，陷入轻度瘫痪。次年，德贞开始为他治病，贾桢很快康复，并亲自到诊所拜访致谢，还和德贞就照相机、幻灯机等西方科学仪器的特性进行交谈。由于贾桢是深得同治帝宠信的重臣，因而德贞在向伦敦会报告这两份医案时自豪地说“它们（的成功）证实了偏见和排拒的障碍被迅速清除”[xiv]。
最令德贞得意的莫过于治好了荣禄的病。1877年春，荣禄的腰部生了瘿瘤，自述“痛苦情形不堪言状”，经数十名中医诊治皆无济于事。德贞用麻醉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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