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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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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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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汇通”思想不谋而合，相互呼应，对近代中国医学改良思想的萌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世纪末的中国面临被列强蚕食的危局。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救国济世的良方，并为此不懈努力。科学救国、医学维新的精神追求也嵌入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之士力倡医学维新以强身保种，较之于早期改良派人士，他们的认识又爬升到更高的层面。
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认为：要想避免被“强食”的厄运，就必须“保种”，“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xxix]保种有两个层次，一是心灵的健全，一是肉体的康健，心灵的健全就是世界观的改造，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理论；生理康健乃是保存国力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客观写照。并对历代统治阶级无视医学事业以及医界水平低劣进行了抨击，认为中国医学无体制、无学校，无奖惩，任凭庸医充市，卫生不行，疾疫丛生。因此，他主张开学堂、开医会、刊医报，“采中西理法，选聪慧之童，开一学堂，以昌斯道”，进而“通海内外之见闻”，“甄中法西法之美善”[xxx]。梁启超的思想鼓动了民间兴办“新医”的热情，例如他“在广坐中，慷慨哀激，论保种之道”，力陈庸医之弊时，忽有人“涕泗长跪而言曰：‘此举若昌，某愿粉身碎骨相赞助’；‘愿悉所有以其半养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xxxi]
梁启超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范例，在《时务报》上撰文，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医学改革：“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它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犹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xxxii]不难看出，强国保种思想已被梁启超推到了极端，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讲求摄生之道”。
严复对医学救国论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他在《原强》一书中写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xxxiii]这种视保种强身为挽救中国的观念，构成了维新派知识分子“强国必先强种”思想的理论基础。一些甚至不了解西医的激进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医学救国的讨论。康广仁在澳门主持《知新报》，辟专栏介绍西洋医学，不断发表关于医学维新的评论，如：“泰西医学日盛。其审病也，通过格致，其用药也，必须分化。故卫生之道，日精一日。英国之强，始于强种。善哉此举，本原之道矣。……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xxxiv]
1909年，何炳元在《医学丛编》刊载“论中国急宜开医智”一文，极力倡导西医科学为保种之根本：“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讲卫生；欲讲卫生，必先明生理；欲明生理，必先兴医学；欲兴医学，必先开医智。”[xxxv]
维新人士对西医的宣传，引起了社会上对西洋医学研究的兴趣。“有志于西洋医学者不断增多，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医学研究会’、‘函授新医讲习班’、‘自新医学堂’等组织，以及各种介绍西洋医学知识、探讨中西医学异同的报刊。”[xxxvi]医学救国思想的涌现，既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变革与升华，更对统治阶级的制度变革产生了影响。正是维新派的鼓吹，光绪帝于1898年在变法时下谕“另立医学堂，考究中西医理”。梁启超对此有过这样的评说：“医者，泰西大学为一科，今特许增之，实为维新之一政也。”[x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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