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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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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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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的极端匮乏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最终促发清政府在西医政策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而统治阶层的认同最终为西医在中国传播、发展与畅行开启了绿灯。 二、知识精英：推崇与倡行
近代中国，开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在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总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发展的气息，成为社会中最早觉醒的一部分。面对欧风美雨的扑袭，他们显得异常清醒，甚至有些心血来潮。西医东渐以后，以薛福成、郑观应、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西洋医学，他们对西医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推崇的倾向也十分鲜明。
薛福成和郑观应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前者算得上政学两栖的人物，他原是一位洋务派实干家。1890年，薛福成受清廷派遣出使西欧，历时四年。西方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科学技术以及生活习俗既让他开阔眼界，也触动了他的报国之志，开始寻思西方富强的本原。在欧洲期间，薛福成对西医学的发展状况及成就也颇为关注，他考察了医院，并向西洋医生请教西医理论：“泰西医书及格致诸书，咸谓人之记性悟性皆在脑。余每晤西士，诘以人之记性悟性在脑有何证据。西士云：人死之后，每称其脑，凡其人生平愈睿智者则脑愈重焉，愈愚蠢者则脑愈轻焉，试之百而无一或爽。”[xxii]并派随员赵静涵赴德国细菌学家科赫的实验室学习治疗痨症的方法。薛福成之所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对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在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中，对中西医问题具有全面见解的当推郑观应。郑观应“昔年久病，屡濒于危，备受庸医之苦，始信养生慎疾之论不可不知”。[xxiii]因此，对涉及社稷民生的医学问题倍加关注，他在大量的论著中屡有医学问题的阐述。最有名的是其改良思想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专列“医道”一章，对西医详加介绍：“西国医学皆设专科，立法有七：曰穷理，曰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大要有六：曰漏泄，曰分解，曰清凉，曰收酸，曰强壮，曰缓挛。皆有名师教诲，各尽其长。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其难贵如中国之科第然，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 [xxiv]他进而建议效西人之法，表奏朝廷，饬下各地督抚，将各省之医生设法考验：“考诸《周书》，参以西法，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之间，令殷户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肄业诸生须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悉心教授，无玩无欺。……不分中外，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虚衔，给以执照，方能出而济世。其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xxv]
“医道”篇成文年代不详，但此文对西洋医学的推崇是十分明朗的。他比较中西医之优劣，得出“中医失于虚，西医失于实，中医程其微，西医贵其功”的结论。批评传统中医在诊断、治疗、药物、器械诸方面的非科学和不精准，进而建议政府创立“医院”（实则医学校），“内症主以中法，外症参以西法”，不分中外悉心教授。他甚至设想“拟请华人精于西医、深晓西学者，将中国《本草》所载之药逐一化验性质，详加注释，补前人所不及，并将人之脏腑经络查于古书所论方位是否相符。”[xxvi]这些运用西方医学知识印证传统医学理论，采用近代科学手段检验中医中药，以促进传统中医科学化的设想，在当时可谓超凡脱群，别有洞见。
郑观应另一专著《中外卫生要旨》编于1890年，1893年刊行。该著选辑中外养生及卫生之说而成，书中记载了当时最先进的卫生概念。他依据西洋医学理论，指出“欲求治未病之方，先绝其治病之源，绝病源有六理，即光、热、空气、水、饮食、运动。”该书“实际上是一部宣扬社会改良与卫生有关的具有政治内容的书籍”[xxvii]。
郑观应被认为是改良派知识分子中最早提倡中西医合璧的思想先驱。他明确提出“中西医合璧”一词，见于1880年致盛宣怀一封讨论创设上海医学院的信中。他写道“中外医理各有所长”，“互相参考，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强调“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xxviii]此主张与19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界出现的“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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