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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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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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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致知的影响，而不在于西学本身。”[xliv]
早期中西医学的接触是有限的，尽管流散在社会上的几种西医译书仍有潜在的影响，但“中国文化界那种传统的心理上的否定倾向，即不承认别的国家在科学和文化上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能和自己民族高度发展的文化相比的观念，始终在中医界占着统治地位。”[xlv]西医的早期流传，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国医家的偏见甚至被视为异端。
一些顽固中医“既不愧不学无术，以人命为草菅，反而造谣诽谤，大有不与西医两立之势。”[xlvi]叶德辉在《西医论·郋园书札》中武断地声称：“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辩，即有先天人禽之分。”[xlvii]
即便在早期汇通医家中，也存在着重中轻西思想。像唐容川（汇通派代表）这样的开明人物也对西医心存鄙薄，他认为中医必西医高明，即使在解剖生理方面，也不超出《内经》、《难经》的范围。他在《本草问答》中写道：“近出西洋医法全凭割视，谓中国古人未见脏腑，托空配药不足为凭，然欤，否欲？答曰：不然。西人初创医法，故必剖割方知脏腑，中国古圣定出五脏六腑，而实有其物，非亲见脏腑者不能，安得谓古之圣人未曾亲见脏腑耶。……且西洋割视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行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远不及矣。[xlviii]唐容川还对西医在中国的影响却深表忧虑: “夫医学乱于晋，失于唐，而沉伪于宋。西医近出似精实粗，群焉趋之，以为新异，而古圣之大经大法久恐湮没不彰，下乔木入幽谷，去明就暗以术杀人，岂非世之大患哉。”[xlix]
中医学界对西洋医学认识的升华，要推延到鸦片战争以后，伴同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想的产生，中医界出现了一些潜心探讨西洋医学的人。“汇通学派”思潮也逐渐形成并产生了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唐容川、罗定昌、朱沛文、恽铁樵、陈定泰、唐宗海等。
医学史界通常认为，唐容川是最早产生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人。[l]虽然对西洋医学的看法有过周折，但是提倡取长补短，通过汇通寻求中国医学发展，仍是唐氏的思想主流。他说：“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li]
四川的罗定昌和唐容川的认识很接近，他在《中西医粹》（又称《说症治要言合璧》，成于1881年）中，将英人合信《全体新论》、《妇婴新说》中的解剖图和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脏腑图说进行对照，这种“合璧”式的参照研究，“是中国人最先研究中西医异同的方法。”[lii]不过，罗定昌的成就要稍逊于广东人朱沛文。朱氏著有《华洋脏腑图像约纂》（成于1892年），详细地记述了当时西方医学的解剖生理知识，对西医的基础表示了肯定。他在著述中写道：“少承庭训医学，迄今临证垂二十年，尝兼读华洋医书，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因见脏腑体用华洋著说不尽相同。窃意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liii]
朱沛文比较了中西医的学理与方法，认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西洋智士长于格物”，比唐容川的西医“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要公允得多。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的见解，在当时是比较客观的。朱沛文生活在西医影响最大的广州，与西医常有来往，且略通英文，因此被誉为“当时中医界最了解西医的人”。[liv]与朱沛文观点接近的还有广东人陈定泰，他在《医谈传真·自序》中，述说了仔细研读西医解剖图后的感受：“知古人之医者洞见五脏症结，非有他术，得真脏腑之传也。余乃以洋图之绘考证于王清任先生之说，及古传人脏腑经络图，而孰真孰假，判然离矣。”[lv]
对中西医全面比较研究的还有恽铁樵。他认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西医之生理以解《内经》之生理以气化”，[lvi]他提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中西医学的基础也不同，“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由立脚点。”[lvii]但也意识到“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lviii]坚信中医一定能吸取西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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