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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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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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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医学维新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知识精英的视野，“医学救国论”一时成为时髦名词。维新派知识分子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对西医的认知、讨论与推崇比之其他社会群体都要深刻、激进。无疑，他们的思想代表了社会变革思潮的缩影，对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的宣传也难免夸大其词，西医地位被过分地拔高，甚至被无意中误读。 三、中医药界：兼容与参合
明末清初，一些传教士把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带到中国。如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罗雅各的《人身图说》、艾儒略的《性学觕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毕方济的《灵言蠡勺》和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这些译著曾引起当时中医药界的注意，但反响不大，仅寥寥几人有所回应。汪昂、赵学敏、王学权、王宏翰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汪昂在其所著《本草备要》“辛夷”条中，谈到了“人之记性，皆在脑中”，与西医“脑主记忆”相符，且“金氏确与西士 有交，故此说实源于西学”。[xxxviii]
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收入了《本草补》中的一些药物，如吸毒石、辟惊石、奇功石、保心石、日精油、吕宋果等，以及各种药露。然而“赵学敏收入外来药物不过是要补《本草纲目》之未备，并无融会中西之明确概念。”不过《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了药露法“始于大西洋”，又介绍强水制法：“西人造强水之法，药止七味，入罐中熬炼，……”[xxxix]
廖育群认为，真正对西医解剖学作出“反响”的，要算王学权一门四代。生于乾隆时代的王学权，读过《人身图说》和《人身说概》，认为“人之记性，含藏在脑”有理；解剖方面“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也”。其孙王升亦认为“若非泰西之书入于中国，则脏腑真形，虽饮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见也。”其尊孙王士雄虽为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却也接受了合信氏的《全体新论》，认为“其说教邓氏更详”。[xl]
王宏翰被认为是“清初积极接受西医的第一人”。[xli]他在学术上全面接受西洋医学的内容，并试图与中医学进行沟通。他在所著的《医学原始》（1868年）中，博采教士性学诸书，而成“四元行论”、“四液总论”以及“知觉外官总论”等篇。他以胚胎理论解释“命门”学说，最具代表意义：“夫男女之交媾之始，皆动元火元气，而后精聚，两火气感，则两精渗洽，凝于子宫，如炉炼金，如浆点腐，两精凝结细皮，即成胚胎之胞衣矣。……此细皮不但为胞衣裨益凝结之体，更为胚胎脉络之系，乃先生一学络与一脉络，以结成脐与命门。但脐络乃九日后结成，而脐系于胎，以代口之用，吸取母血以养，渐化为胚胎也。……命门者，立命之门，乃元火元气之息所、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四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xlii]
总体看来，《医学原始》中的西医，仍限于“选录当时西士性学物理等书中之数篇或一篇中之数节原文而已。其自立之说仍多依傍,《素》、《灵》、《甲乙》、《难经》，故泾渭判然不相混也”。原因在于“王宏翰之医学思想渊源盖成于大学致知格物之说。此致知格物与西国医学颇合，因而采用其说。”因此可以说，王宏翰之医学是“以宋儒之说融会西方医学，反之亦可言以西方科学诠释宋儒之说。此犹宋儒以禅学入儒也。”[xliii]
王清任被称为传统医学家中“一位彻底的先觉者”，是清代最著名的解剖革新医家。他将观察尸体解剖所见著成《医林改错》，修正了前人对人体解剖认识的错误，创造活血化瘀的理论和方法，并用脑髓说解释癫痫病机，还认为脑主宰生命，“一时无气，必死一时”，是当时流行“脑说”的引申和发挥。脑说是早期西洋医学传入时影响最大，也是最早为中医界接受的内容之一。虽然《医林改错》只字未提西方解剖学著作，但按照时间顺序推理，王清任在北京仍能看到《人身说概》等西医译著，间接接受了西医著作的影响。
分析表明，鸦片战争以前，早期医家对西洋医学的反响不大。只是他们在接触西医以后，在其医学著作中对其有所记述而已。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在于宋明理学格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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