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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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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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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人数日益增加。“眼科医局”开始出现了繁忙的局面，据伯驾自己的报告说：“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lxiv]
伯驾很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赖,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以“医院”为题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伯驾的眼科医局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有医生名谓伯驾。自北亚墨里加国来，自怀慈心，普爱万民，不可视困危而不持不扶也。始到广州府，暂往新嘉坡，再返，于十三行内开医院焉，其宅广，其房多矣。恃上帝之子耶稣之全能，伏祈恩赐德惠术，知医杂病矣。如此服药开方，无不效也。虽昼夜劳苦，然不取人之钱，而白白疗症。设使病痼许病人寓医院。闾阎之人贫乏无钱，悦然供给饮食，待病愈回家矣。自无财帛，各国远客驻粤贸易并汉贵商一位联名签题银几千有余元。致买药材还赁行之钱。既使病豁然而脱，大有名声。病人不远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曦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愈去矣。”[lxv]
显然，伯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尊重和信赖。美国学者也认为：正是伯驾的乐善好施，拯困济危，才使他“赢得了朋友”并“作为一个美国人而为人所知。”[lxvi]
其他教会医师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的医务工作，不单表现在形式上，而且深入到患者的家中，医生治疗并安抚他们的心灵，诊治他们的身体，耐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带来的苦恼和忧郁，用同情的语言抚慰、鼓舞患者。陌生人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是可以信任、倾诉的，从而获得慰籍。”[lxvii]
教会医师在中国的数量是有限的，为了扩大西医在中国的规模，赢得更多人的信任，“中华医学传道会”设想在中国培养和教育青年掌握西医知识，通过他们传播西洋医学，以寻求一条促使中国百姓能够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学的途径。
西洋医学对中国百姓的影响也是从南到北逐渐扩展的。1861年，雒魏林到北京后，不仅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也在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影响。1873年，《申报》载文，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lxviii]
早期教会医院还出现在上海、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地。1873年，《申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西医在上海地区的景况：“自中西通商以后，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医馆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而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费分文，立法之善，诚莫与京矣。”[lxix]
西医对中国社会的深入渗透，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态度，也扭转了中国人的医疗观念。1883年教会医师蓝华德、柏乐文在苏州创立第一所教会医院，开始行医时，苏州“社会对于西医毫无认识，盲从反对者甚众。”[lxx]一直到19世纪末福音医院建立时，“中户以上，不乐西医”，[lxxi]前往医院看病的“惟附近村农暨无告之民”。惠更医师“以医泽民，临诊恳挚”，对病人“爱护若家人”，“病者辄霍然而去，欢赞之声，渐澈路衢，求治者日众。”[lxxii]苏州人因此对惠医生“称道不去口”。到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苏州人开始接受西医，西医被苏州各阶层广泛信奉。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往往到教会医院投医问药，治疗疾病。一些富门望族还将子弟送到更生医院自费学习西医。[lxxiii]对西医的态度改变以后，治病观念也随之转变，许多居民“有病辄就院治”[lxxiv]，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遇到疾病就求神拜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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