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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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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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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长，与其汇通与化合。
甲午以前，汇通派医家多半自行采撷西医学，相互之间并无联系。后人依其对待西医的相同态度而称之为“汇通学派”，但多讥其“汇而不通”。这些试图汇通中西的医家，由于对中医理论、疗法、效果均有较深的了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普遍采取“衷中”的立场去参照西学、研究西学。而对于中西医学体系的长短、优劣及差异没有能够充分的认识，这是历史的局限。
庚子以后，中国被迫开放的局面加深了思想界、知识界的民族危机感，改良派思潮呼唤“医学救国”，中医界也真正觉醒起来。此时的中医学界多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发现自身之不足，于是纷纷力倡“改良中医学”，主张引进西医、吸收西医之长，周雪樵、丁福保是代表人物。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创办《医学报》，是中医界觉醒的重要标志。他“是清末中医界最先以近代方式介绍西医者”[lix]。早期《医学报》对现代医学多持赞美之词，极力提倡引进西医。丁福保是中西皆通的名医，青年时期学习中医，1909年受清廷委派为考察日本医学专员，回国后，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甚至陷入贬中倡西的极端。中医界觉醒的另一标志是各地纷纷成立医会，这是在组织形式上对西洋医学的效法，最早见于记载的医会是1904年周雪樵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医学研究会”。“至1908年左右，除边远省份外，各省会以上的大城市都有医会活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广东等省份一些中小城市也有医学团体出现”。[lx] 四：社会民众：畏疑与亲和
西洋医学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异天外来客。起初，对西医的怀疑、恐惧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反映。伯驾的“眼科医局”开业的第一天就遇到挫折，竟然无人问津，第二天只有一名患青光眼的妇女上门，后来情况才慢慢好转起来。事实上，民间对西医的疑惧和偏见很长时间没有完全消除，一直到19世纪下半期，由于教案迭起，社会上针对教会医院尚有种种讹言。如：教会医师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
英国人宓克对此抱怨说：“就医院言之，施医散药，教士视为施惠行仁，而在齮龁教会者之目中，则一散一丸皆在疑窦，至医院中割验诸事，尤易滋人口实相传。中国扬州教案由西医割验，死胎酒沁瓶中，为士人所窥而起。……夫医院诸端，本民教交益之事，而论往日情形，外间百姓动辄生疑，不知本意之所在。”[lxi]
这种从“齮龁教会者”中产生的疑虑，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有关西医的各种讹言，更多地出于他们对教会及其文化背景的抵触与排斥。也可以说，这种自发的疑虑并不一定指向教会医学本身，而是针对与医院相关的教会以及教会背后的列强而已。
西洋医学抢摊中国，广州是前沿地带。传教士发现，除了商业往来外，他们很少有其它机会和中国人深入交往，更谈不上拓展中西方交流的内容。他们意识到，只有与中国人友善，形成社交往来，彼此信任，才能使西医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一动机正好切合了传教团赋予教会医师的使命：“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赐给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励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平更高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lxii]
局面的转机完全依赖于教会医师高超的技艺。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lxiii]一大批病人通过伯驾的亲手诊治而痊愈，畏疑心理逐渐消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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