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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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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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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时，集权与专制总被列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何以为之？因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发展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在罗斯接受拜占庭文明的光辉洗礼后，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至11世纪中期开始，基辅罗斯便走向了逐渐衰落的道路，到12世纪基辅罗斯大公的政权已经名存实亡。至1240年成吉思汗剽悍的蒙古大军攻陷基辅后，俄罗斯全境遭受异族统治达二个多世纪，一直到15世纪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地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奠定了前提条件，而且蒙古人所建立的金帐汗国的治理体制成为新罗斯的典范。
如前所述，在罗斯受洗后，其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差异和法律不平等成为阶层划分的基础。综观15世纪以前的罗斯社会，其社会结构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凭借武装力量征服阶段、凭借具有立法权的政权建立起来的阶段和凭借资本即经济差异的确立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两个阶层即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第二阶段形成了含大公在内的军政管理者、普通自由民和家奴三个等级的阶层；第三阶段则进一步分化为大公在内的特权地主世俗权力阶层、祭士精神权力阶层、城市自由民、国有农民、地主农民、特权家奴和普通家奴等复杂的阶层。特别是第三阶段的阶层变化和阶层权力内涵的变迁为罗斯中央集权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如果说11、12世纪罗斯的最高权力属于整个大公家族，他们共同统治整个罗斯的土地和居民，那么13、14世纪这个掌权的家族分裂为无数具有血缘关系但又彼此独立的领主，相当于中国的东周分封时代的诸侯国，他们是领地的世袭所有者，但又不能认为是领地社会的世袭统治者。而到了15世纪，莫斯科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他既是全部国家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又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政治统治者。同时罗斯受洗导致的民族意识的增强使大公膨胀了成为整个民族统一局面的缔造者和“全罗斯的沙皇和大公”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社会其他阶层与君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论，他们已不再产生于私人契约，而产生于共同的法律，也就是应政权单方面的要求使这种关系成为政治性的、强制性的，换句话说，自由民方面由契约规定的义务变成了国家义务，而领主方面由契约规定应提供的优惠变成了官方有效完成这些任务而提供的资助。这种经济和政治划分关系的变化，表明了罗斯治理体制的转换：即这种变化把每一阶层的经济状况同他们为国家服务的类型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一条作为莫斯科公国社会划分基础的规则。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莫斯科历代大公都力图摆脱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统一整个东斯拉夫部落。1380年顿河之滨库科科沃决战的胜利有力推动了罗斯民族自尊心的增强，当时的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获取了“顿斯科依”的称号，金帐汗国封给他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地位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世袭领地”，1462年伊凡三世成为“全俄罗斯国君”，从而使莫斯科大公从诸多大公“并列者的第一人”变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唯一的君主。伊凡三世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神圣化，并且能得到欧洲各宫廷的承认，他于1472年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于是伊凡三世便自己作为拜占庭帝国皇位的直系继承人，同时也变成了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他还把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徽号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徽号。在兼并其他公国的过程中，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时机逐渐成熟。
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6]。他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首位沙皇，标志着俄中央集权制的初步形成。不过，沙皇制度建立之初，还不能称为专制君主制度，而是一种等级君主制度。这时期的沙皇虽然在名义上握有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指挥上的一切权力，但这种权力实际上很有限。由领主、高级僧侣、普通贵族和工商业的上层代表所组成的缙绅会议[7]在选举沙皇、征收新税、宣战或媾和等国家事务上拥有决定权，领主杜马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往往超出咨询的权限，甚至沙皇对地方的控制也不是直接进行的。针对这种状况，伊凡四世采取了系列措施予以反击：对内，他通过“拉达改革”[8]打击领主势力，提高封地贵族的政治地位，同时打击教会势力；对外，获求君士坦丁堡总主教的支持，直至1562年总主教的使节利用自己的权威将沙皇的权力神圣化并举行了隆重的礼拜仪式后。至此沙皇的专制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
在此看来，如果说俄第一次社会转型是以文化变革为先导，那么这次社会转型则是以制度转换为中心，西方化的文化与东方化的治理体制相互结合成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独特模式。
三 欧化与专制：彼得一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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