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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

时间:2009-7-24 13:57:38  来源:不详
级的意识取代落后阶级形态的首次最彻底的转型类型,其历史地位学术界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就社会转型本身的研究角度而言,十月革命具有偶然状态下的突变特点,它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同,中国革命及其完成的社会转型是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流血斗争获得的,在斗争的过程中社会转型的思想基础在不停地修正和改变,因此革命胜利后指导社会转型的思想明确且较为成熟。
 
    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十月革命及苏联模式又是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现代化的继续,是社会发展模式的自我改变。从治理体制看,在1547年加冕“沙皇”建立了君主制的国家政权,此后约半个世纪的君主与贵族和臣民的权力斗争,到1613年建立罗曼诺夫王朝时,形成了过渡性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国家政权,然后又朝着君主专制的方向发展,直至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最终确立下来。1861年的改革虽触动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根基,但由于抵制改革的力量十分强大,改革本意所导向的从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渡能量在一个两极化的刚性社会里转化为破坏稳定或导向激进变革的因素。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和1905年俄国的革命再次迫使沙皇政权推行改革以求自保,这就是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13],在某种意义上这次改革是1861年改革的延伸,它用暴力和经济手段比较彻底地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加速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但从治理体制看,这次改革的保守性相当明显,巩固专制统治的主观动机与经济改革的客观效果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最终以斯托雷平的遇刺而宣告失败。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沙皇俄国的军事失利为十月革命的爆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所建立的苏联模式于社会转型的意义体现在二个方面:其一,单一而强制的意识形态成为其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二,在社会结构上,消除阶层间的界限与区别,实现社会成员的相对平等是其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从治理体制看,这次社会转型仍是中央集权制建立以来的继续,从苏维埃俄国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国家体制建设过程也一直贯穿着外形(联邦制)和内质(中央集权制)的矛盾,尤其在斯大林主持下建立的苏联模式实际上具有与俄罗斯帝国同构的体制特征,而且由于没有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分权以缩短权力距离并缺乏权力制衡的框架,同时又使高度中央集权的治理体制和社会结构成为必要。综观整个苏联时期的发展历程,在其发展理论上无论是列宁的“三个阶段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论”、赫鲁晓夫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论,还是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和戈尔巴乔夫的“发展中社会主义”论[14],其中可以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对国家本身治理体制的重视而忽视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个人。国家主义的苏联模式恰如沙皇专制制度是俄罗斯帝国的支柱一样是当时苏联大一统国家赖以存在的制度框架。
 
    与治理体制相关的是国家定位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塑造过程。在国家定位上,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及后来的苏联经历了二次演变,其一,十月革命前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饱含着“世界革命”的理想,追寻着国际主义的实现道路;其二,在这种理想破灭后,帝国政治的逻辑又很自然地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这反映在一方面继承彼得一世以来的帝国意识,努力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即给予当时加入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名义上或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实际上赋予了联盟中央的绝对权威。于此而言,苏联时期的社会转型只是规循了帝国俄罗斯的传统。但在社会结构上苏联时期发生了明显变化,即“阶层差距”的缩小乃至消灭。从苏联70余年的历史来看,其社会结构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其领导人尽管对当时的“阶级”结构有诸多不同的理论依据和解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从1936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后就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而后的理论千变万化都基于这个基本判断。赫鲁晓夫声称的苏联正向无阶级社会转化、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单一无产阶级社会都是如此。事实上苏联当时的领导人也在积极采取措施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达到阶层间的平等。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明确宣布苏联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其社会成员由三部分组成,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到50年代10%的高收入者与10%的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从1946的7.4倍降为1956年的4.4倍,而到80年代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只有3倍了[15]。理论上阶层的单一化与事实上阶层间收入差距的缩小确实起到了粉饰太平的作用,也保证了当时苏联社会超稳定机制的运行,但应看到,当时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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