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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话语：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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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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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化写作在近几年成为整个批评界不可谓不热的话题。陈染的《私人生活》为"私人写作"进行了命名式的界定。私人当然是与公众化群体化相对照的，因此她特别强调不是写"我们"，也不是"我们写作"。"我们"是80年代写作的一个共通语码，90年代陈染们张扬"写我"和"我写"--我写我，我写我身。她表达的是个体经验，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的普遍伦理具有相当差异性。处于相当隐蔽的私人经验和空间，导致她的写作大多采取了一种"新历史"的个体传记的幽闭形式，或自己的下意识无意识的琐碎回忆和零乱的整理，从而将自己隐秘的私人经验和流动的生活，或不加整理不加规约不成为公众话语的"背对式"方式写出来，与那种宏大主题的叙事（面对式）镜像具有相当的距离。
陈染的小说由于过分私人化，写私人幽封症、女性的心理错位感甚至自恋等，遭到颇多的非议。在我看来，她是主动地将自己放置于边缘处境：不写主旋律大叙事，只写小我一己的窥探；不代国家代神代他人立言，只写自我的小世界；不写启蒙救国，只写个人那份相对狭小的天地。无疑，这样的写作实在难以逃离误区，但在大话套话谎话黑话连天的时代，这种选择也充满着新的意味。这种疏远于精神本质只面对身体肉体的实际状态的写作，无疑使作家所理解的真实世界和生命意义，都与过去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也许这种趋于小我的真实的写作或私人化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并不在于她写了"私人"话语，而在于她在公众大话语盛行的时候，拓开了一种独特的私人经验，并将这种私人经验的合法性在90年代欲望化浪潮中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人们赞赏也罢，贬斥也罢，私人化写作的误区盲点事实上是与其合理意义并存的。它将在一元化的写作处于休克之中时，突出另外一种多元化写作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要付出相当沉重的灵肉撕裂的代价。
当然，除陈染之外，还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毕淑敏《昆仑殇》等女性写作话语，也在90年代引起了一些关注。可以说，90年代女性的小说确实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权，而能够全身心地写自己生命的真实空间。
最近，读到女作家刘敏的长篇小说《如歌的诱惑》， 的确使我获得一种少有的精神力度的震撼。小说以一种深广的现代精神意识，写出近三十年的中国精神命运史和个体心态史。在"诗的时代"、"小说时代"、"散文时代"、"传记时代"这样的颇具匠心的篇名安排下，作者运用当代话语分析方式概括时代精神的嬗变（精神诗意-解构叙事-琐事小趣-私人独语），在精神退行轨迹的高度凝练化的小说表述中，完成了一种现代性精神命运的高迈的历史审视。这部小说的根本意义在于：从个人性的角度写出如歌的诱惑时代的心灵历史踪迹，并折射出这个多元价值选择时代的中国图像。世纪末写作误区很多，要么容易陷入自然主义写个人隐私，要么容易说假话空话写出虚假的历史，要么容易没有灵魂的悸动而跌入玩语言的俗套。刘敏的这部小说既能写真实，又能折射历史图像，而且在新的语言试验里，写了一部个体灵肉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的过渡状态，一种或此或彼个人经验撕扯般的断裂。从而，在当代文坛开始了有意识的女性"话语写作"--将个体难以选择的选择，以话语揭露的方式进行时代转换的碎片收集（如用"四个时代"浓缩当代女性经验和空间感受方式），而成为作者的女性个体心性轨迹的展示。可以说，《如歌的诱惑》既超越了新历史小说的民国情结，又超越私人化小说的肉体情结，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女性命运小说"，其新的意义当在跨世纪的时代氛围日益彰显出来。
也许可以说，90年代的女性小说确实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权，而在与男性作家分庭抗礼中，从背对精神问题到审理精神问题，从身体的私人把玩中到对女性命运和时代轨迹问题的透视。世纪末女性写作并没有走向一条肉体叙事的不归路，而是走了一条从热衷于"自我"身体描写或"自我"隐私兜售，到自我精神定位自我意义命名的灵肉甦生之路。
三，女性散文的感性化沉醉。
如果说，女性诗歌大致还具有相当的精神世界，女性小说还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新闻的论战性价值的话，那么，女性散文却遭到了更多的批评，并经常被名之为"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大约是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它并非刻意地去写文学的大道理，而是津津乐道于女人的打扮、生活、恋爱、性感受，写出一种活着很滋润的女人态，一副风情万种的自得其乐的情调，因此又被称为情绪小品。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成为一种唯一叫好的时代饰物，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中的女人味十足的梦幻呓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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