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边缘话语：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 |
 |
时间：2009-7-24 13:57:39 来源：不详
|
|
|
心世界，甚至更精微的诗歌象征秩序，并在一种忧郁和轻灵的女性世界中，隐隐地表现出时代的深广和生命的沉重。如蓝蓝的《内心生活》通过自己平淡的叙述和简洁的表达，去触及一个又一个尖锐的当下存在话题，使其在"内心生活"的曲致折射中， 对外部世界给出自我的价值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女性诗人大多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自己从事的诗歌写作也不是女权主义的诗歌写作，而作为女性诗歌，并不愿意被纳入政治话语的体系和象征秩序中，而仅仅要去感受到女性的意识，关注女性自己的历史和命运，唤醒女性身上沉睡的非主流的话语经验，从而使自己的精神获得一种自由的生长，使自己在社会中的不平等遭遇得以中止。
对女性诗歌批评的一些看法，我以为郑敏先生做为一位老诗人和诗论家，其看法尤其值得关注，她认为女性的诗歌写作是个人的，然而，出版往往是群集性的，这有可能造成写作中非诗歌因素太多，影响诗歌和诗人心灵的宁静。而且她也不同意将西方的女权与女性搞混，甚至在女性诗歌中过多地被女权观点所干扰。她希望女性诗人首先关注人类的命运，这是女性诗歌最高的目的，那种私人写作挖掘自己，必须要分清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女性最伟大的特点是母性，女性诗歌要尽可能地展示女性的母性景观"。
总体上看，女性诗人其身份、角色和写作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诗坛上性别偏见、性别歧视和误读很多功能情况下，女性从事写作，把自己的经验、感受、体验、视点书写出来，使它成为这个社会性一种更广阔的经验，一种更具有文化备忘录意义的写作。
二，女性小说的身体与精神意向。
与女性诗歌相比，女性小说在90年代独领风骚，甚至在文学失去轰动以后仍能不断引起新的轰动效应。如被某些批评家称为"女王朔"的徐坤的小说，就颇有代表性。她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推出了《白话》、《呓语》、《梵歌》、《斯人》、《热狗》、《先锋》等作品，并且以一种颇有力度调侃反讽，批判了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的若干可笑之处，将那种迂腐保守的知识型假面具加以剥离，从而致力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还原。徐坤的小说被一些编者或批评家捧得很高，甚至放言是继钱钟书和王朔对知识分子揭底之后的一个新的文化英雄，是把握了文化衰退时代和商业炒作时代知识分子的当下境遇等。但是在我看来，徐坤仅仅是从当代文化的矛盾荒诞中，去写当代知识分子的无力无奈无聊，及其所谓文化精英们的病态生存方式。她既看到了在政治文化占很大比重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面具，以及他们所难以承认的文化传统对他们精神人格的阉割和压抑。同时，她也看到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他们非真实的心态和存在的荒诞感。他们总是在政治社会、商品社会、经济社会的转型中被甩出轨道，成为多余人。徐坤并非是要像王朔一样以贬损知识分子为乐子，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剥离知识分子的假道学面具，使新一代知识分子能起码正视自己受伤的灵魂，清理一下自己在商品时代已丧失了太多精神自由的地基。
徐坤的小说并没有太多的精神指向性或哲学话语意识，所以不存在精神拯救问题。我以为她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女性世俗语言的成功。她以一种冷静的锐角入思方式锲进人物的心灵和不合理的现实环境，通过独特的语言，将一切做作的媚俗姿态和表演化的愤世嫉俗加以消解。这种调侃和反讽，使得知识分子存在的悲剧性往往显示为喜剧性，使他们的精神萎顿，以一种冷漠的、嘈杂的、拼贴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有人称之为话语的"假面舞会"。徐坤的写作与其他女性写作的差异在于，她不是在怂恿媚俗中进行肉体写作，而是在反抗媚俗中进行的"身体式写作"。她说："假如无法以理性去与媚俗相对峙，那么，何妨换个方式，抛几句佞语在它脚下，快意地将其根基消解，然后御风西行，无论是向灵境飞升，抑若向魔域陷落，都会从容不迫，心止如水。""人心是很容易陷入浮滑和躁动的，假如我因为反抗媚俗获得成功，并变得一举媚俗起来，那么这种悲哀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归属于我个人。"尽管在她的写作中，我也常常感到有一种"精致的贫嘴"而缺乏厚重深邃。因此，如何使自己的母语写作与自己对西学的荒诞错位和寓言象征等的借鉴拼贴组合得更好些，如何使自己的揭露心态意识和人性观察，显得不是过分地具有急切的表现欲，恐怕是徐坤们的"女性写作"需要关注的问题。
另一个在90年代文坛中引起关注的女性作家是陈染，她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