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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话语：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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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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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重新解读了湘江之战中红军、蒋军、湘军、民团等集体之间的旧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再以一般模式去写战争的残酷和红军的凯旋，而是写出了蒋军、湘军等对红军的残暴枪杀，红军战士那汉子终于逃跑，并在其后的情节中不断描写其内心的精神冲突，沦落为赌徒无赖。将历史的偶然性血腥性和残酷性暴露出来。作者没有按过去那种正面人物高大全，反面人物矮丑恶的方式，去"三突出"正面力量的胜利，相反，他叙述了一种新的历史，或阐释了他所理解的历史真实，从而使正史的意识形态话语让位于站在人性立场上来进行历史叙事的价值观。
同样，《红高梁》系列，一反那种先进的精致文化对于落后文化的控制贬损，而是标举"我爷爷""我奶奶"那种带有民间文化的，以原欲为基础的生存意识和生命冲动，使这种原始生命冲动在天穹旷野之下，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之中，具有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历史感，为文学的民间性和非意识形态性，以及叙事的中性化和冷漠化（非煽情性）打开了一条通道。
其后李锐的《旧址》，余华的《呼喊与细语》，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李晓的《相会在K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菊豆》，苏童的《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和余华的《活着》等，都从各个方面推进了这一"新历史"思想，将旧历史的一元化的裂口撕开，从而使新历史小说得以在90年代形成一种风气，当然也使得批评家们对这一杂糅现象感到难以命名。
二，思想观念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
杰姆逊曾经认为，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尽管写的是阿Q这一个体，但是他表现出了传统中国的"精神胜利法"和"历史吃人"的真面目。因此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民族寓言"。同样，过去题材的历史小说往往从题材的正史或革命战争史中正面地加以描述，所有个体性、私人化的东西，都必须纳入革命的暴风骤雨和战争环境的严酷中。因此，从体裁上看，旧历史小说总是要表现一种宏伟的历史场景。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李准的《黄河东流去》，老舍的《四世同堂》，描述革命的疾风暴雨的冲击中，可以看到一种革命的、战争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意向，并且其作品的思想大多是吁求抛弃那种腐朽没落的家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于是，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离家出走或向往奔赴的主题，成为一代革命文学的主题。
新历史小说却将这一切彻底改写了，不再是去重视民族性的、革命性的、战争式的大体裁和大寓言，而是回归到个体的家族史、村史和血缘的族史，使"民族寓言"还原缩小归约为"家族寓言"，使其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显性的政治学走向潜在的存在论。新历史小说已然告别了这种"正史"化的文学模式，开始突出、放大、凝聚个体家族史，使这一放大有意将个体前景夸张突出，而淡化了革命的战争的历史。在《白鹿原》可以看到不同的党派之争，互相倾轧，在各自的舞台上不断演出一出出闹剧，其潜台词显现出作者超越阶级、超越历史、超越政治集团、超越政治代言、超越意识形态对家族、土地、乡土的独特依恋与表现。《故乡天下黄花》更是在阶级斗争的话语背后，使人看到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所出演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活剧，从而将一种冷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演变为一出各领风骚三十年的闹剧。这种写法其用意是颇为曲致的，其历史解构性也是在平静中蕴含着不平静。
三，叙事角度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
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旧历史主义往往是以历史叙事为蓝本和中心，须臾不能偏离，任何描摹叙事和语言细节，都要服从于历史的真实。然而，新历史主义将这一模式打碎，强调过去那种历史的叙事是真实的谎言，它在真实的历史框架中，却是将若干谎言意识硬塞给人们，使人们看不到真正的历史。所以它只具有真实历史的躯壳，而不具有真实历史的神态。而现在，小说作者一反这种常态模式，以大量的虚构和想象去填空历史，重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虚构的历史，真实变成了虚构的真实。
于是，这种虚构历史的叙事成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方面，如《活着》、《妻妾成群》、《霸王别姬》等，都是将"真实的谎言"置换为"虚构的真实"。这样，将过去那种大的阶级冲突和敌我矛盾变成了一种模糊的，充满阴暗色彩的血亲复仇，或表现现世的生存暧昧的温馨的乡土意识，或以虚构的真实和杜撰的乡土气息，去描摹那种腐败的封建家庭故事，并在这种家庭故事中折射出历史的一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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