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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话语：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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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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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复杂性、偶然性、多元性，从而使得历史非历史化。这样，历史叙事变成了转述、复述、颠倒，这种历史叙事方式既割断了时间，又中断了历史，使历史不再是旧的亦步亦趋的线性发展，而是通过主体对历史重新解读，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之所未言，使历史叙事变成历史的再造，叙事本身成为历史的一种言说方式和意义的塞入方式。
这种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重写文学史的意向，又存在一些弊端。其主要表现在，使得意义成为虚无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小说在多重意义重构中，使得意义变成多元、日常、零碎和民间的同时，却使小说不再表现那种历史发展的东西，也不再表现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将历史说成是无序的、偶然的，这种历史的倒退观，终于使得历史不是朝前发展，而是朝后退缩，因此是历史的虚无主义阐释占了上锋。这种对历史的抽取和改造，对历史的任意颠倒，甚至刻意加以曲解、误解，使历史的发展变得非常可疑，从而否定了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历史发展的进化论思想，于是从虚无走向新的虚无，从历史走向更加迷惘的历史，使这种重写文学史变成了一种人言言殊的历史，历史的共识被置换为历史的不通融性。
新历史小说重写文学史，使得它有可能将带有每个个人的心态去颠倒历史，对历史话题材进行变形性重读，其结果是扩充历史的宿命感。如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都将历史的宿命感演变为历史的寓言叙事，从而使重写文学史消解了历史的发展意识，在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中，仅仅落入历史事件的解说陷入意识分裂状态，或众声喧哗状态而莫衷一是，很难对历史获得有深度的、流动变化的意义把握。
当然，新历史主义出于纠偏的目的，强调对历史的翻案，强调对过去政治史、意识形态史的反拔而回归到个体，这有其合法性。但由于存在一种反历史的焦虑，将历史分解为多重复杂破碎的东西，并在这种破碎感上叠加语言、修辞、借喻、叙事等平面化修辞和叙事模式，使得历史理念与作品的精神性被贬到一个低层次。这种重新虚构和修辞的历史，并非是真实世界所把握的历史。这样，新历史主义就具有了一种非历史化，使其重新写文学史的可信度和真实性成为可疑。
新历史主义还有多方面的困惑，即它的解读总是为读者而写，它的叙事模式、思维方法仍然是二元对立的模式，尽管它标举多元甚至无元的方式，它在颠覆与反颠覆、权力与反权力、历史与反历史、语言与反语言之间，总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和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待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看待历史意识和非历史意识，这样，就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边缘化、局部化和底层化、粗俗化。同时，也使得在反政治、反意识形态、反旧的经学化的时候，走向新的政治化和新的权力化。就此而言，这种新历史主义之新仍然是值得警惕，仍然需要在历史和文学史的价值解读中，重新证明其合法性。
尤其是"重写文学史"和"重写文化史"的诉求，其本身或许是在运作一种大话语获大体系框架，并以一种真理在握的"进步观"掩盖了这种新叙事下面的权力渗透和前提虚设，甚至是一种"重新模式"来重设价值判断的非多元性。就此而言，这种"新历史"之"新"仍然是值得审理，仍然需要在历史和文学史的价值解读中，重新证明其历史意识的合法性。
不管怎样，新历史主义的正负面效应都充分说明，它具有对历史的沉重一页加以掀起和重解的积极性，同时，它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只可能在历史中获得自己有限性的意义。
二，从"色彩-政治象征"到"性别-身体象征"
除了前面提到的新历史小说以外，新历史主义这一思想其实是通过大众传媒和全球话语，已经深入到当代中国艺术创作的思维模式和当代艺术精神之中。如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新历史话语也是比比皆是的。
在我看来，最有文本分析意义的，是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它虚构了一个花脸和一个青衣两个小人物的命运，却进行了一种宏观史诗般的大视野拍摄--讲述了整个现代中国史演变的沧桑感。
色彩-政治象征。这部电影首先从色彩的政治性象征意义入手进行镜头调度：开篇的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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