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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话语：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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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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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批评就是对误读的反抗，这种反抗型的批评就是对被诱惑被出卖被歪曲的历史加以改写，从而将文学史、批评史和历史看作是一种政治症候或修辞型的话语，即通过这种文本和意指系统细部的解构，去传达自己活生生的流动体验着的生命感，从而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心性作家作品的内蕴。这样，女性以自我意向、自我肉体态度、自我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既书写在历史之中，又书写在当下，使任何抹杀、忽视、歪曲女性生命的文学文本，都变成不合法。
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在八、九十年代对中国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有着相当的影响，并在女性诗歌、女性小说、女性散文、女性批评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其根本意向是从阶级意识形态史到文化史和心态史、人性史。
一，女性诗歌的写作身份。
女性诗歌姿态的出现，使男性诗人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我惊诧的是，在男性诗人在90年代纷纷自杀的情况下，却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女诗人走向自杀。这也许是因为她们的生命写作是如此地感性，生命力是如此地充沛，使她们能够通过"身体"这一无穷的源泉，去发掘对生命、生活、母性和人类的一系列看法。女诗人并不觉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也并不认为世纪末将成为人类永恒价值的终结，相反，她们通过自己的身体，看到了身体的欲望和这种欲望的漩涡，看到自己写作控诉的对象和颠覆的价值之所在。甚至她们从自己带有童心的镜像中，看到了女性新世纪的曙光。因此，她们没有走向死亡，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感性化的私人写作，而对这个世纪遗忘的女性情思加以世纪独白。
一般而言，女性写作总是将文学史、批评史和历史看作是一种政治症候或修辞型的话语，从而通过这种文本和意指系统的细部解构，去传达自己活生生的体验的流动着的生命感，从而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心性作家作品，以疏离中心话语的方式，去撕破历史的谎言，从而在虚构的新的历史中，置入女性的未来乌托邦。90年代中国女诗人以自我肉体态度、自我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既书写在历史之中，又书写在当下，使任何抹杀、忽视、歪曲女性生命的文学文本，都变得不合法。从而完成了从"阶级意识形态史"到"文化史和心态史、人性史"的写作转型。
如果说，本世纪上半叶是以冰心、丁玲、庐隐、张爱玲、梅娘等女性诗人和作家为其代表，并且谱写了与男性知识谱系分权的妇女解放的文学主题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舒婷是女性诗歌的主要代表，并与北岛、顾城等平分秋色。而90年代的诗歌可以说是翟永明、伊蕾、海男、唐亚平等为代表，在诗坛翻起了一阵阵女性话语的浪潮，并引起了文学文化界的持续论争。
伊蕾的《你为什么不与我同居》，将女性的感性话语，以及大胆的带有挑逗性或纠偏性歧视的一些话语，置于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度，掀起了艺术写作和道德评判之间尖锐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其实在舒婷的《致橡树》和《秋夜诵游》中，已经出现过。然而，90年代毕竟那种道德评判已经逐渐走向式微，伊蕾们终于能够获得自己写作的新热度，尽管仅仅谈论私生活的话题境界相对较低。
翟永明在她的《一九九五年笔记》中说："我自始至终热爱的，写起来衬手的，从中获得无限乐趣的，依然只能那些鬼诗而已。"她将自己的生命和诗歌连在一起。在她刚出版的诗集《称之为一切》（1997）中，可以读到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自豪和一种反思，而她对艺术的独特的敏感和对诗歌观念的新推进，使她的写作总是想深究妇女的命运，妇女的缺席和女性存在的意义。她的创作并没有加入女性解放的政治话语中，也并不对那种意识形态的大叙事感兴趣，她仅仅以一种平静的忧伤的温馨的方式，去写自己的生活。
在97年出版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中八本诗集的标题分别为凌雪《在诗根那边》、傅天琳《结束与诞生》、阎月君《忧伤与造句》、王小妮《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翟永明《称之为一切》、蓝蓝《内心生活》、海男《是什么在背后》、唐亚平《黑色沙漠》。从这些诗集中，可以看出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男性诗人完全不同，男性诗人总是以一种乌托邦的、重大的历史使命的方式，包括80年代《中国，我的钥匙丢了》，90年代，韩东、于坚等人的长篇诗歌所反映出来的大型话语。而女性写作是滑行在男性知识谱系和女性知识谱系的缝隙之中，以一种更微妙的体验，更复杂的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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