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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话语：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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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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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然而，新历史主义因过分强调文学的外部规律，过分注重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而可能使文学史变成个人随意阐释而主体间不可通约的"文学场"。在这种文学场中，文学的对话变成了争论和喧嚣，最终因意义的非统一性和标准的非一致性导致对话破裂。于是，文学的权力话语分析变成了想象性的再度虚构，心灵史的重新发现变成了意识形态甚至是变态心灵史的发现，而一切美好的、正常的、充满生机的精神现象反而落到新历史分析的视野之外。同时，还因其太过重视"边缘话语"的分析，如疯狂、性、同性恋、政治阴谋、历史黑幕等现象的分析，而忽略了人类经典文本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分析和引导。所以，这种"重读经典"的新历史方法，以一种非考古式的方法进行阅读，有可能是再一轮的"新"的"历史错位"。
当然，正因为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性、具体阐释与文本语境的互动，也往往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种"无边的历史主义"，即想通过文献式考据而达到哲学批判的高度，以一种微观分析的方式从事宏观的把握，从而显示出能力不济和诸多牵强附会之处。
第二节 新历史小说的价值诉求
人们用以描述时代精神和跨世纪语境的语言单位，已经出现了断裂现象。因此，我们面对的与其说是一种线性发展的不断展开的历史，勿宁说是一大堆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阐释的理论出现了先天不足，即很难完全阐释那些非连续性性的不同的观念，它们在绝裂、冲突、分割、变化、转换中，生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对现实的阐释模式。于是，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和知识的新格局前，在思想和知识的分析中，那种关注统一性、趋同性日益减少，而越来越关注个体性、差异性和非连续性，这些构成了90年代鲜明的特点。
新历史小说与旧历史小说有相当的区别，所谓旧历史小说，即严格地按照历史本来的情况出发加以创作的小说。在这类作品中，虚构总是服从于真实，服从于历史本来的面目，其所谓成功与否，大致是以刻划的生动性、情节的曲折性、细节的真实性和语言的艺术性为标准。这一类小说中有影响的当数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沉钟》，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任光春的《戊戌喋血记》，穆陶的《林则徐》，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苏童的《武则天》等。大多是对20世纪初叶之前的中国旧历史进行重新体认，然而，这种重新体认并不是全然虚构，而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去重现历史风云中的真实人生状态，因此，大致上说还是历史大于文学，文学服从于历史的真实。这一重大转型，使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小说主题强调从正史到野史。
新历史小说要打破旧历史那种经学化、意识形态化的框架，消解已经僵硬的体制化思维模式，或一元化的政治主导心理的所谓正史，将其所遮蔽的意义加以敞开，以获得一种多元意义的可能性。在政治话语或经学化、意识形态化的权力话语中，分解出审美的话语、宗教的话语、日常生活的话语甚至世俗关怀的话语，从而使正史的唯一性一元性，逐渐为野史的多元性和多层性消解，以一种反向性思维去消解真实的历史链条。换言之，你如果强调意识形态性，我就强调非意识形态性；你强调一元，我就强调多元；你强调中心，我就强调边缘；你强调强势文化，我就强调弱势文化；你强调一种党史或革命史的题材，我就强调非党史和非革命史的题材。终于使历史的中心话语变成了历史的边缘话语。这类小说大体上以乔良的《灵旗》和莫言的《红高梁》为其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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