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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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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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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而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政治参与迅速扩张而急剧流失。中国则可能在没有权威驾驭的情况下变得群龙无首。第三，他们认为，长期伏于专制政体之下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政治阅历、知识文化修养与训练方面，无法承负立宪国家的重任，必然导致“偾蹶败事”的危险后果。而立宪体制的超前建立，可能在使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在善用这一体制之前，就会“未见其利而先见其害。”
他们认为，立宪派为仿效日本而立宪，往往出于对日本政体的实质的根本误解，日本立宪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特殊的开明专制，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立宪政治。
他们认为，将来中国实行立宪，必须与本国的风俗政教相结合，采取长期缓进的方式。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教政习俗，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简单地漫不经心地仿效一二种西方制度，将会导致新旧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契合困难。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而主张在旧法与新法之间寻找结合点，并认为这种本国的风俗不但是一个国家立宪成功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进化之基础。不过，他们往往过于牵强附会地把国粹与西方宪政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文化守旧派在观念上往往有共通之处，其结果也削弱了他们思想的影响力。
立宪缓行派的保守思想与政治主张，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启蒙绝对主义”，或“启蒙专制主义”十分近似。这里指的启蒙专制主义，是日本实行立宪之前的一个先行阶段。启蒙专制主义是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中用来表述明治维新初期的政治体制时所使用的概念。(19)它曾出现于普鲁士、俄罗斯等东欧后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即通过开明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各阶层进行现代性的启蒙，在保障经济上的自由的同时，根绝政治上的自由，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回避市民革命，并在旧体制范围内，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均可视为这种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的代表人物。这种主张并不排斥在他们认为条件成熟时实行宪政。
实际上，立宪保守派主要代表人物于式枚就在其文章中引用了日本政治思想家加藤弘之所阐发的启蒙专制论思想，这位日本学人早在１８７０年所著的《真政大意》中明确地表达了日本式的启蒙专制论，他一方面认为，立宪政体是理想的国家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文明开化还不发达的国家，要求一举实行立宪政体，乃是危险的书生之见。他主张，在这种国家，宜先采取专制政体，臣民之权利亦须予以限制。这是因为，“若骤变政体，赐臣民以十分自由之权利，反将大害于治安，故决不做此迂阔之事。唯以逐渐启迪人民知识，渐变政体宪法为其方策。”（20）人们可以发现，立宪缓行派的思想与这位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家的看法基本上一脉相承。
历史后来表明，立宪缓行派并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支持，他们在立宪思潮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日益被边缘化，此后再也没有力量在社会上进一步发挥其影响。正如清末新政的历史所显示的，激进的立宪派在立宪决定论的逻辑的支配下，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向当政者的冲击，并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头。是历史行动，而不是思想论辩，决定了历史的实际结果。
结论：作为现代化思潮的保守主义
如果说，西方保守主义是站在经验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并以对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的社会工程构想所作的批判，作为自己立论基础的，那么，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则主要是对近代改革中的激进主义的反向思想运动，这种思想主义对西式的制度植入中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怀有一种审慎的怀疑主义态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缓行论思潮，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体现。实际上，人们在这一思潮中，可以发现五四以后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些共同的思想因子。它在改革思路与发展选择上，虽然不同于立宪思潮，但就其具有现代化导向而言，它也属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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